正文
这本书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同行的关注，引起了不少青年学者的兴趣，幸何如哉！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我的研究亦与时俱进，有了不少新创获。自近现代以降的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哲学研究传统角度，并结合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和研究历程来看，下面几个问题非常重要：
（一）德的时代。拙作《德礼之间》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指出了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交绵延数百年的思想史主题高度聚焦于“德”，因此有理由认为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主题就是“德的时代”，这是我近年来反复阐扬的，也是前人作品所没有触及过的说法。以往人们多以“西周以来的天命神学”来概括前诸子
（哲学）
时
期的思想史背景，得失参半，因为西周以来“天命观”“天道观”的实质内容和核心概念就是“德”，唯有“德”方能称得上西周以来思想史、文化史的主题。实际上，“德”的观念和话语支配了那个时期政治、宗教、社会、文化、伦理与精神气质诸方面，几乎牢笼一切。
既然前诸子
（哲学）
时期能够概括为“德的时代”，那么它似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即确定思想史、哲学史的历史分期，且内在地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理论特征的意义。原因在于，春秋战国以降的诸子百家哲学皆围绕“道”的概念及其理论展开，由此奠定了“道的时代”的深刻基础；直到北宋新儒家崛起，才揭开了哲学史的新篇章，即“理的时代”。事实上，我使用“德的时代”“道的时代”“理的时代”来归纳思想史、哲学史上的三大时代，是在张岱年先生倡导的中国哲学史范畴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的结果。如此，古代思想世界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其特点，就是讲“道德”、讲“道理”。
（二）玄德与明德，以及德与Virtue之间的比较。我们知道，“道”这个语词转变为哲学概念始自《老子》，那么老子哲学思考的颠覆性就在于以“道”取代了“德”在思想世界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的问题是，《老子》又是如何讨论“德”的呢？我曾指出，“玄德”是老子哲学独创的概念，同时也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实际上“玄德”概念及其理论乃是道家伦理学
（含政治哲学）
的理论基础。
换言之，诸子百家哲学皆从前诸子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脱颖而出，然而他们的思想取向和精神气质却各具特点。既然“德”乃前诸子时期思想史的主题，同时也是诸子哲学所由以突破与开展的背景和基础，那么，诸子百家哲学如何讨论与诠释“德”，就十分耐人寻味了。事实上，儒家和道家不但在仁义与道德的关系上持论相反、分歧特甚；二者对传统思想遗产中的“德”，亦予以了取向不同的创造性运用与开展：儒家推崇“明德”，而道家倡言“玄德”。韩愈声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原道》）
，这何尝不是儒家思想的写照呢？儒家自孔子以来，就围绕着“仁”讨论“德”，或者说通过“仁”诠释“德”，到了孟子始称“仁义”，把“仁”和“义”联系起来，以至于《汉书·艺文志》概括儒家思想要旨时会说“留心于仁义之际”，而郭店楚简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恰好反映出其间的曲折变化。相对而言，儒家哲学语境中的“德”比较容易把握，不过就是把“道德”理解为“仁义”而已。道家所谓“德”则复杂一些，经过比较缜密的梳理和分析，目前已经能够清晰阐明“玄德”乃道家哲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它既是哲学突破的重要标尺，也是道家迥异乎儒家的地方。老子实际上将前诸子时期“德”的部分内涵萃取出来，并移植于“道”，同时又针对“明德”传统予以反思，深化之为以“玄德”概念为核心的“德”的概念，这种“道”与“德”之间的推移与点化——同时也是从语词到概念的升华——可以说是老子哲学结构化的主要面向，亦充分体现了老子哲学创造性阐释的特色。总之，“玄德”几乎就是“道”的另一种表述，因为它是最高、最深刻的德，是“道”的最根本的体现。实际上，道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就是“玄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