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拍摄《教父》之前，我只在报纸上见过一次我的照片，是在我演《印度人想要布朗克斯》时。当时我在蒙托克镇，跟马蒂·布雷格曼和某位著名的纽约官员一起。第二天看《纽约时报》时，我无意间看到了一张我们三人的合影——马蒂·布雷格曼，一位白发政府官员，还有我。
我戴着一顶俄罗斯风格的帽子，膝盖受了伤，所以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我看不出照片里的我在看什么。那是我吗？我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我感觉到某种新的东西，我害怕它。我想站在那里，对所有的人说：“嘿，那不是我！我有我十一岁时的照片。看。这才是我！”当时我还在当大楼管理员，刚熬过无家可归的岁月。
电影《教父》剧照。
今天，名望已经是一件不同的事情。人们渴望它，追逐它。他们觉得这就像中彩票，但你要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直至今日，当我和表演系的学生交流时，仍然总会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变得这么有名的？”我只能说：“我演了《教父》啊，伙计。”你以为呢？如果你演，你也会出名。我对其成功的反应是，要远离那部电影，远离我在其中的表演。我在它和我之间打入了一根楔子。我告诉自己，我与它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里面有一个非常适合我的角色，我对它有一些感觉，我演了它而已。不过我有科波拉，而科波拉是个奇迹。他成就了那部电影。
我对电影角色所带来的媒体关注度感到怀疑。我在轮演剧场表演时，就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些戏剧就足以改变我的人生，那些剧作家都是先知。他们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为我提供了教育，让我对世界有了更深的理解，并且让我充满喜悦。谁不会为此感到满足呢？我记得当时我感觉到，仅仅做着这些，我就已经完全满足了。
我或许最后会跟一个女裁缝结婚，我们会生十个孩子。这是个奇怪的幻想，却给了我一些希望。在《教父》让我成为大明星之前，我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也说过这些。岁月变迁，观点会变，所以发表观点的行为有些可笑。不过至少，当时我是认真的，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说一遍。只是孩子的数量可能会变成八个，而不是十个。
但我最后不会是和吉尔过上那种生活。她是个出色的演员，她的工作也在增加——我们经常不在一起，甚至在《教父》让我一夜成名之前。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以疯狂的争吵和激烈的分歧而告终。我们彼此喜爱，在一起将近五年。她离开去拍自己的电影，几年后为保罗·马祖斯基拍了《不结婚的女人》，大受欢迎。她和我住在同一个地区，经常会偶遇，所以维持着相对稳定的联系。我们一直是朋友，感情一直都在。
与此同时，无论我走到哪里，《教父》的光环都跟随着我，让我做的其他一切都黯然失色。我对此有些顾忌，但这个世界不允许我躲避。
我被所有这些骚动弄得惊慌失措。《教父》之后，他们愿意让我出演任何作品。他们让我演《星球大战》里的汉·索罗。所以我去了，朗读了剧本。我把本子拿给查理。我说：“查理，我不可能从这里面发展出任何东西。”他给我回电说：“我也不能。”所以我就没演。
有些角色哪怕给我一百万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找谁都行，但别找我。我有时在想，至少看看这个角色吧。如果我努力塑造，也许能行得通呢——有些时候你是能做到的。表演课、演员工作室、轮演剧场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我挑选的角色并不一定需要适合自己。有时我需要扩展思维。说不定我会和某个角色建立联系，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
但也有些时候，我会说，哇，我真的想演那个。管他有没有能力——那个角色不一样。有时我拿到一个角色，对它有感觉，其中有某种东西，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周围，发出嘣嘣嘣的响动。我真的喜欢那种感觉，我想演那个角色。但这种时刻就和牙疼一样罕见。
那个时候，我不得不提醒自己小心。别因为他们给钱，你就什么都演。在那期间，我拒绝了英格玛·伯格曼，我拒绝了贝纳尔多·贝托鲁奇、费里尼、彭泰科沃。你能想象对这些人说不吗？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无比渴望与他们合作。我不是拒绝他们——我只是没办法出演他们当时要拍的作品，因为我与角色不适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