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作为一种外在的决定力量，理性的不稳定性衍生出其脆弱性。理性可以通过外部力量生成，也可以瞬间被外部力量剥夺。即当既有的知识体系受到冲击、价值体系遭遇颠覆、生活经验遭遇挫折时，人们的理性观念体系也容易瞬间崩溃。所以，理性相对于情感这种人类的内在天性，就显得更加脆弱。理性可以被剥夺，而情感却不能。而当理性遭遇意识形态时，这种脆弱性会更加明显。意识形态是一种以知识、教条为支撑，并依赖于政治经验的熟稔而加以塑造的强有力的观念力量。当脆弱的理性观念遭遇强势的意识形态时，前者不仅容易被后者扭曲其价值与内涵，还会被后者同化。当理性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造成的恐怖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将法国的启蒙运动界定为以理性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并指出理性的意识形态造就了那个时代对理性的狂热崇拜，这对于后来的大革命及其后续恐怖统治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即便在启蒙运动的情感—理性之争中最不遗余力地捍卫情感立场的思想家，也不反对理性精神的重要地位。就卢梭而言，他从来没有声明反对理性，反而呼吁人们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一种遵从内在良知的理性。但为了表明不同于启蒙哲人们的立场，卢梭始终没有正面宣扬理性精神，并一直把以情感为动力的良知置于理性之上。他尤其拒斥由启蒙哲人们所推崇的充当一切判断的权威的启蒙理性，转而将启蒙的目光投向了人类的天然情感——“对幸福的判断，是一件从理性的角度少于从感情的角度考虑的事情”。
以同情启蒙：一种浪漫主义诉求
卢梭的以同情启蒙似乎是在尝试摆脱理性的干预，以驰骋的想象力来还原同情的原始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情结。这是一种孤独之人的苦难与抱负，是救赎之路的情结，也是一种创造出不需要依靠社会就能够勾勒出和平与繁衍景象的情结。卢梭以同情来启蒙的诉求便具有以下浪漫主义的特点：第一，朴实自然的同情具有超越甚至改变事实的力量。在保守的、精于计算和分析的理性面前，激进的同情对不平等的、充斥着苦难的现实具有强大的冲击力。因此，人们不需要从外在去寻求启蒙的助力，而通过天赋的同情力量就能够实现。第二，更多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奇思妙想，而不是一种讲求可行性的举措。这甚至有可能“为了寻求冒险而违背了正常的因果关系”。第三，以同情启蒙是对社会文明的想象性重构，就必然存在一个预先设计好的整体框架，符合这个框架的事实才能被保留和利用，而不符合的则会被否定和抛弃。换言之，现实是为理念服务，而不是相反。第四，是一种道德理想，关注道德的价值要甚于关注理智的价值。
“对于卢梭来说，改革的含义远远超过对于美德的欣赏”，他“虽然已经和这些典型的哲学家们接触过，并受到他们深刻的影响，但是他不能接受他们那种轻松愉快的自由改革”。他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释放英雄主义情结，来满足支持弱者、抗争不公正的保护欲望与骄傲感。显然，被理性精致修饰过的理智与智慧，难以满足卢梭的要求。只有更加接近自然的不加任何矫饰的同情情感，才能成为彻底的社会改革的真正动力。追求在痛苦中获得涅槃的愉悦，期待在摧毁后得以重建的焕然一新的美感，正是卢梭式浪漫主义的典型形象。在卢梭尝试以同情超越理性，并赋予同情以启蒙重任时，就是在提醒人们：以社会精英自居的哲人们其实并不适合做启蒙改革浪潮的引领者，他们离普罗大众太远。而“世界上的弱者对他意味很多，他们是他力量的源泉……热爱那种保护弱者的正直情感”。更重要的是，卢梭对弱者的认同提醒了他自己的位置，提醒了他出身卑微的事实。他觉得自己比启蒙哲人们更加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对于他客居的法国社会，他更是具有一种“陌生的外来者特有的清晰眼光”。除了卢梭，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需要底层人民力量支持的改革派们，都倾向于相信只有强调以同情将人们团结起来的浪漫主义式的改革举措，才能对不公平的、腐化的现行社会体制造成强有力的冲击，而“温吞水”的理性主义只能是精英们自娱自乐的玩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