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规矩”
安林有脾气，用他自己话讲挺“个”的。
坐他的车，从来不讲价，“连逛带讲下来50分钟到一个小时，150块钱。”
客人再讲价，他就回一句“您再看看吧。”
附近车夫要价都是150，讲价的话120、100、80都有人拉，他不，“我要150就是150，因为我值这个价。”
有乘客提前约好下午4点坐车，5点才来，拉着安林解释“碰见一熟人聊会儿天耽误了。”
“对不起，您坐别人车吧，我下班啦。”乘客再说什么也没用，“这人不讲信誉不行。”
他要把故事讲给诚心听历史的人。好几次拉上俩大人带一个小孩儿，孩子又哭又闹，安林直接跟客人说，“您下车，我也不要钱，讲不成别瞎耽误功夫。”
没客人的时候他就坐在三轮上，离锣鼓巷南口第一个保安岗不远，不断有游客过来问路，有的小保安刚来不熟，安林全代劳回答。
叫声大爷，去哪他都给指得清清楚楚，“后海啊，您出这条胡同，看见一条河，往北，水怎么拐弯你怎么拐弯就到啦。”
要是上来就问“哎，哪哪怎么走。”安林就装没听见。“还有不长眼的看你不搭理他，凑跟前来说，老头儿问你呢。”这时候老爷子脾气就上来了，“叫谁呢，你回家管你爸妈叫‘哎’吗？”
六月的一天下午，附近中学的学生到锣鼓巷找老北京人学北京方言，安林很乐于跟年轻人讲关于老北京的一切。
北京爷们儿爱讲礼义廉耻，不顺眼的事儿都得管管。胡同里的公共厕所有的是单间不分男女，去年有个小混混经常拿手机从门缝下边偷拍。安林自己躲进厕所，把废纸筐子从门上边扔下来，扣了小混混一头。
锣鼓巷其他车夫都敬着安林，刚来的人都跟他走活，学他讲解。
一条胡同里做生意，常有车夫因为抢活起了龌龊。这时候老爷子就得出面“铲事儿”，大家伙都坐下来，活儿是谁的说清楚，钱该给谁给谁，过错方请喝酒，事儿过了还得互相照应。
安林的徒弟张革堂跟他拉了八年车，他说车行混杂，老爷子不欺负弱者，不怕强者，锣鼓巷这么多年没出现过漫天要价的宰客行为，“老爷子在，规矩就在”。
老爷子馋酒，一顿白酒二斤，啤酒无数，自言从没醉过。不光饭点喝，平时出车也喝，他出车带一个1000ml的透明大水瓶子装茶水，还有一个不锈钢水壶装酒，冰柜里拿出来的冰镇啤酒倒进水壶，一会儿就喝一瓶。“天热，喝这个得劲儿。”
茬架
安林不是“拉车的”出身。1947年，他出生在南锣鼓巷板厂胡同的一座四进四合院里，排行老七。两岁时全家搬到福祥胡同的一处小院。按他的说法，祖上是爱新觉罗这一姓的，是满清皇族血统，可惜家谱在文革的时候烧了，无从考证。
他小时候，锣鼓巷主街还是沥青路面，街上只有四五家商店：“四十八店”是公家的副食店，现在文宇奶酪店的位置原来是个棺材铺，蓑衣胡同把角是一个奶站，还有一家煤铺。
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街上安安静静。孩子们一放学，挨个胡同乱蹿。1970年代之前，两侧胡同都还是土路，木头电线杆子，一条胡同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晚上出门点个蜡，用纸罩住，男孩调皮，一摇一晃，纸就着了，点火玩儿。
安林说，北京城过去讲究“南寒北贫，东富西贵”，锣鼓巷住的是达官贵人，胡同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没有邪的歪的。小时候，所有四合院都规规矩矩、方方正正，小孩儿玩儿捉迷藏都没地方躲，有的爬到屋里大衣柜顶上。
文革期间，以部队孩子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属的“社会派”经常在一起茬架，一点小事儿都能茬一架，抢衣服、抢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挨揍，北京人叫“拔份儿”。严重了板儿砖拍在脑袋上，手一捂，一手血。
当时的警察骑自行车巡逻，打架的年轻人看见有巡逻的蹬上车子就跑，警察追都追不上。
前两年电影《老炮儿》在后海附近取景，安林跟人开玩笑说“这电影我演合适啊，跟我们年轻时候一样。”
冬天一到，年轻人聚在什刹海冰场溜冰，大院派孩子穿将校呢大衣、小冰靴，安林他们穿大棉鞋，冰刀拿鞋带绑脚底下。两派一茬架，社会派孩子冰刀一解就是武器，大院孩子还得脱鞋。
安林个子高，敦实，自称打架没吃过亏，现在讲起那段日子，他一边笑一边摆手，“真是胡来。”
但是他怀念那时候的北京城。一帮小伙子没事儿骑车满四九城转。“现在的二环路当时就是城墙，该哪个城门哪个城门，漂亮！”
一出二环，他们把26自行车的座位拔老高，在麦田和村庄里使劲蹬，“真自由啊！”安林当时就想，“以后我要当邮递员，骑大自行车。”
安林给乘客讲解胡同游景点。
“京城第一车”
1972年，安林受父亲影响，当起了木匠。80年代初，娶妻生子，后来母亲得上食道癌，一个月72块钱的工资捉襟见肘。
当时工作的厂子在刘家窑，下午下班安林推着车往家走，见到饭店就进去问人家刨菜墩么，“一次挣个十块二十的，有的不愿给钱管顿饭也行。”一般到家就夜里11点了。
后来听人说蹬三轮挣钱，他花140块钱买了辆旧三轮，重喷遍漆跟新的一样。1982年夏天，安林第一天出车，穿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车擦得锃亮，往西单商场门口一摆，很快就上来俩客人，第一趟挣了15块钱。
那一天他出车12个小时，挣了75块钱，顶一个月工资，街坊管他叫“七张半。”
一看这生意能做，安林把工作辞了。后来才知道，他赶上了好时候，1981年，北京市决定，在城区有限制地恢复人力客运三轮车运输，解决市民出行的问题。
没当成邮递员，蹬上了三轮车，同样走街串巷，也算实现了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