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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交易标的为二局工程25.32%的股权；中铁三局29.38%的股权；中铁五局26.98%的股权；中铁八局23.81%的股权。交易完成后，上述标的将成为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上，此次交易对方也是在2018年6月份，也即在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前，才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取得了本次交易标的股权。2018年6月，中国中铁债转股第1步方案出炉，引入中国国新、中国长城、结构调整基金、工银投资、中银资产、交银投资及穗达投资9家投资者对此次交易标的进行市场化债转股增资，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层面的股东。具体的投资金额和出资形式见下表：
通过上表，此次交易对方对标的总投资额为115.97亿元，其中45亿为通过旧债转股方式实现，通过旧债转股入股标的公司的为三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中国长城、中国信达和中国东方。其余投资方通过货币资金出资方式获得标的股权。
而在2018年6月的债转股方案第1步出炉前，标的公司本就是上市公司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2007年9月，中铁工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中铁，将旗下主要资产置入中国中铁实现资产上市，中共中铁由此获得了中铁三局、中铁五局和中铁八局的100%股权；2017年1月，中国中铁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从中铁工业处取得二局工程100%股权，实现二局工程资产的整体上市。至此，二局工程、中铁三局、中铁五局和中铁八局均为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
在2018年6月标的公司市场化债转股之前，标的公司就已经是中国中铁的全资子公司。这也反映了本次交易方案的特色所在：首先，通过对子公司的市场化债转股方案，交易对方取得了标的公司部分股权；然后，再通过本次交易将对子公司的投资置换为对上市公司的投资。
交易对方：中国国新、中国长城、中国东方、结构调整基金、穗达投资、中银资产、中国信达、工银投资和交银投资。
交易作价：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总计为116.54亿元。
发行价格：6.87元/股。
发行股份数量：1,696,319,023股。
标的资产：二局工程25.32%的股权、中铁三局29.38%的股权、中铁五局26.98%的股权、中铁八局23.81%的股权。
锁定期：如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已满12个月，则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中国中铁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如交易对方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时间不足12个月，则交易对方在本次重组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中国中铁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交易对方是2018年6月才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获得的标的公司股权，若此次新增股份在2018年6月前即发行上市，则锁定期将为36个月；而若新增股份
在2018年7月后再发行上市，则可以减少交易对方的锁定期。
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拟股权结构变化：在本次交易前，中铁工为中国中铁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50.70%，国务院国资委为中国中铁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标的资产的预估结果和发行价格，本次重组完成后，中铁工仍为中国中铁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下降到47.20%，实控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
根据中国中铁的公告，截止至2017年报告期期末，中国中铁总负债高达6,744亿元，2017年的利息支出就高达80亿元以上。
通过实施本次市场化债转股，公司的净资产预计将增加不超过人民币116亿元，资产负债率得以降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交易前资产负债率为79.89%，交易完成后资产负债率为78.62%，降低1.27个百分点；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交易前资产负债率为76.43%，交易完成后资产负债率为76.41%，降低0.02个百分点。
而且，此次交易也将使中国中铁的治理结构得到优化。根据中国中铁公告，将引入投资人参与公司治理，接受9家债转股投资人委派的11名董事、监事参与到标的子公司的公司治理和企业重大经营决策。
中介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中金
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机构：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为企业降杠杆工作作出整体部署，提出“有序开展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为企业降杠杆的有效途径之一。国务院还同时发布了《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为银行债转股工作作出具体指导。
文件主要给债转股作出三方面的规定：
首先，债转股的对象不能是“僵尸企业”，必须有盈利前景；
其次，相关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享收益，政府不承担损失的兜底责任；
再次，银行不能直接进行债转股，应先把债权出售给第三方，再由第三方进行债转股；
最后，债转股工作必需要市场化。
其实，这也不是我国第一次实施债转股，早在1999年的时候就成功实施了一轮债转股。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体系存在巨额的不良资产。为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务院借鉴国际经验，成立了四大AMC（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东方、中国信达、中国华融、中国长城，以收购、管理、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
不过，1999年时期的债转股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行政色彩浓厚，以银行对大中型国有工业企业的不良债权为主，而且政府兜底损失。在1999年的这一轮债转股中，商业银行的不良风险得到了化解，国企负债率有了明显的下降。
但问题在于政府兜底损失的方案导致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债转股的债务人相当于获得了无风险投资，当然积极债转股。进而导致应该破产的企业也通过债转股的方式继续生存，使得资源错配。同时，即使有能力偿还债务的企业，也选择拖欠利息，所以，虽然上次的债转股方案解决了当时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些其他的弊端。
因而，在此次债转股中，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明确提出政府不会兜底损失。上一轮债转股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国有四大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而本轮债转股的主要目的则是降低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