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中，而不包括任何的知识传授。他的教学行为不是一种（对法语语法的）说明，而是一系列的命令：
“
读这本书！注意这些词！
”
如果圣徒雅科托带给人类的好消息是每个人类小孩都聪慧到能在没有解释者（
explicator
）的帮助下掌握任何事，作为改革福音书的《普遍教学法》并不是要让所有教师失业：它只是要将他们重新塑造成命令者，而非解释者。
但是，这种说法有个令人惊讶但重要的推论。既然教师并不需要（能够）
“
解释
”
课程的内容，那么教师也并不需要
“
知道
”
或者
“
理解
”
他在教的内容。在
“
教授
”
法语（对此他是行家）的同时，雅科托决定教授钢琴和化学（但是对这些方面他就没什么能力了）。然后他成功了
——
或者至少据说如此。一个完全无知的教师能教会学生他完全不懂的内容，因为他在教育过程中的角色并不是提供任何具体的内容，而主要是改变学习者的意志。接着该谈谈朗西埃的标题所暗示的价值颠覆。《无知的教师》绝非要交代骗子的勾当并加以谴责，它变成了一个期望：也许智力解放的期许之日终会到来，
“
无知
”
的人民会被当作完全合格的教师；终有一天，人类的小孩会意识到他们都足够聪明到可以自学，不需要任何（高人一等的）解释者的帮助，只需要他们无知的兄长们发号施令般的帮助（和鼓励）。
第二个更为恼人的结果是：如果解释的行为绝不是保证正确学习所必需的，然而，它确实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了一项十分重要的功能，通过教会学生意识到他们很无知，而且不借助他人力量无法逃避无知。对此，雅科托（其实也就是朗西埃的意思）给出的最具颠覆性的主张是：所有慷慨、利他、博爱、给人启蒙又喜欢诲人不倦的解释提供者们的真正（也许是无意识的）作用，都是为了把不平等的感受灌输到共和国所有小孩的大脑和灵魂中去。这些孩子都有最原初的自学习得体验（他们的母语，以及大多数
“
生活课程
”
）。他们都自发地践行着智力平等的预设（根据这一点，如果我们想要掌握周围建构我们的符码，都能够通过试错的方法理解我们需要知道的东西）。根据这一原初体验，学校（教学系统、老教师、老女人，以及它所包括的教学实践以及善良的教师、指导者、师傅和教授们）就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负责把天生的自学能力给消除掉。教师解释的真正内容（也许并没说出口）与法语语法无关，与钢琴指法或者化学中的分子作用都无关：它不过是一个班接着一个班地进行单调的齐声重复：
“
你不知道如何学习
”
，
“
你需要我，尤其是我的（高人一等的）解释，为的是更好地学习你正在学习的东西。
”
正如我们掌握母语的事实所显示的那样，智力平等有着实际的证据，但与此针锋相对的是，（现代）学校的结构，将所有的重点都放在解释的行为上，它像一台强有力的教导机器，开足了马力只为了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无能（你不能自学）以及我们智力的不平等（有些人知识渊博，其他人则无知）。
雅科托对解释模型的颠覆，导致了对渐进型教育者的良好意图既激烈又令人不安的判决：把以前无知的学生教育成有能力的知道分子（
knower
），远不能促进平等，通过解释来传播知识只会产生解释者和接受解释者之间结构性的不平等，并且将这种不平等延续下去。解释的行为远不能减少结构性不平等，教育者每一次扮演知识的提供者，都是在重申他的高人一等，都会（越发）加强结构性的不平等。解释的模型远不能带来学生的解放，而被看作
“
愚蠢化
”
（
stultification
；
aboutissement
）的明显来源。雅科托的论证以及紧随其后的朗西埃的改写，毋庸置疑地将愚蠢化看作内在于所有包含了
“
某些人的智力低于另一些人
”
这一观念的关系，但是与此相反的是，解放的可能性在于坚持智力平等与意志的可能附属关系之间有着清楚的差异。在雅科托的普遍教学法中，
“
智力行为只听命于自身，而意志却听命于另一个意志
”
（
IS 13
）。
除了课堂互动以及教师的解释这一特殊案例之外，《无知的教师》还概括性地包含着朗西埃最基本也最执着的政治主张之一
——
他将政治定义为对智力平等这一假设的验证。雅科托的做法所具有的政治意味可以在至少三个层面上进行探讨。
首先，他们引导我们质疑对专家知识的政治性利用。
自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朗西埃在政治反思时常用的靶子）以来，
“
有学问的人
”
（神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他们所有的专家朋友们）声称他们有权利享有政治权力，因为他们的知识水平高人一筹。苏格拉底所勾勒出的劳动分工是为了说明城邦建设这个规模宏大的例子中的正义本质，这个城邦要求每个个体都根据最好的特殊技能分配来从事某行业并发挥作用：那些最适合做面包的应该成为（或继续当）面包师，最擅长格斗的人应该成为（或继续当）士兵，那些最懂得世界如何运作的人应该成为国王的谋士（或自立为王）（《理想国》
433a-444a
）。看起来，承认
“
有学问的人
”
来做决定是最好的统治，这应该是常识
——
就好像另一个常识认为，解释者所做的是追求平等的慷慨行为一样，他把自己的听众培养到能够理解和传播自己知识的程度。然而，朗西埃正是通过反对这种权威与知识之间看似不言自明实则明显具有误导性的等同，建构起了他的政治反思的核心。
雅科托认为解释者之所以会让接受者愚蠢化是因为解释模式的结构性不平等，通过这一点，他还帮助我们意识到专家会扼杀民主进程，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他们那副假惺惺要启蒙的姿态。不论专家在其学科领域内多么渊博或者用意多么好，只要他们的发言把所有的公民分成两个部分，即有知识的人（有权命令的人）和没知识的人（必须遵命的人），那么他们就都代表着一种对民主政治的潜在威胁。在朗西埃的大多数著作中，他并不总是谴责
“
那些有学问的人
”
，而是谴责这样一群人，他们让自己的专业知识变成工具来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