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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卡普兰找到更多证据表明政治攻击等同于自我攻击。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的一篇论文中,他和同事以40位自称有坚定信仰的自由主义者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挑衅研究对象所深信不疑的观念,并用核磁共振扫描他们的大脑以观察大脑活动。最终卡普兰得出结论:当参与者坚定的信仰受到攻击时,大脑有关自我认同和负面情绪的部分会更加活跃。
该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也反映出人们会把意识形态的对立混淆为人格侮辱。所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首先要将观点从其个人身份中独立出来,但这一直是政治事务中最难的事。
实验:政治争论时“大脑默认网络”异常活跃
卡普兰的研究主要围绕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人们听到与自己党派身份相悖的观点时大脑会作何反应?为此,卡普兰与神经学家兼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等同事展开了一系列实验。
“我们对根深蒂固的党派观念本身不感兴趣,”卡普兰说,“我们只想知道大脑如何抗拒不同观点”。
首先,研究人员向参与者陈述一些他们绝对赞成的观点,比如“美国应该削减军事预算”。
随后,研究人员开始做一些反驳性的断言,如“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是美国两倍”。注意,反驳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事实。卡普兰介绍说研究人员只是为了增强实验效果而故意夸大其词。即使参与者知道研究人员的某些言论是错的也不要紧,因为质疑也是卡普兰研究的重要部分。
参与者也会看到一些非政治言论,比如“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或“爱因斯坦是公认的最伟大科学家之一”。研究人员随后也会对这些非政治陈述进行刻意反驳。这些是对照实验:用于对比政治信仰冲突与个人情怀差异(如爱因斯坦是否传奇)所引起的大脑反应有何不同?
大脑对二者的反应确实不同。存在政治争论时,卡普兰和同事明显看到所谓的“大脑默认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变得异常活跃。该区域有关“思维开小差、记忆、思考人生与自我”,卡普兰说。研究还发现,大脑杏仁体的活跃度会增加。杏仁体与人的负面情绪有很大关联。
研究基本能表明,参与者大脑活跃区域都在大脑有关个性和感受威胁的部分。这或许能够说明大脑对不同观点抗拒产生于该区域。
这些同样反映在一份调查问卷中。卡普兰发现,参与者对政治观点的敏感性要强于非政治观点。如下图所示,横轴是不同主题,纵轴是信仰变化。人们对爱迪生成就的看法很容易改变。但在堕胎、同性婚姻、移民这些问题上人们绝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