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兰兰案”报道：容易的事和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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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的报道中其实有不少篇幅在谈论案件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的疑点，例如两张彼此矛盾的B超单、干爸干妈得知强奸的时间点说法不一、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对刑讯逼供的质疑等。只是这些都被“寻找汤兰兰”的呼声盖住了。

相对而言，《南方周末》那篇未能刊发的稿件，篇幅更长、内容更详尽，而且基本都围绕案件侦查和审理过程中的疑点展开，并未突出“寻找汤兰兰”的主题，不会因为这种失焦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采访被告是容易的，审慎使用材料是困难的

澎湃新闻的报道刊发后，一些人质疑：为什么所有声音都是一边倒的来自案件被告？

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我们是记者，我们能呈现的声音是怎样的？有强烈诉说欲望的，当然是正在申冤的被告方，包括被告的代理律师。而汤兰兰、其干爸干妈、公检法机关显然都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

澎湃新闻的稿子中提到，“2018年1月28日，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相比起来，《南方周末》的报道中采访到了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政工室负责人，虽然他的表态中并没有太多实际内容，只是在强调警察办案肯定没问题，但起码多了一个信源。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应该期待更加多元的信源和平衡的报道。但是考虑到采访中的困难和实际的国情（权力部门的透明度有限），我们也不必在这一点上过分苛责。否则，可能什么法制报道都做不出来了。

但有必要严格要求的，是对取得的材料的利用方式。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中，配发了汤兰兰交给警方的亲笔举报信、汤兰兰和母亲的合影（汤兰兰的脸上打了马赛克）、汤兰兰目前的户籍信息（名字、户号、出生月日、籍贯县等打了马赛克）。这些都是正在申冤的母亲万秀玲提供给记者的，但当记者将它们公之于众的时候，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虽然照片以及部份信息被打码，但是笔迹、户籍所在居委会、身份证号码前几位等信息综合起来，依然有可能让汤兰兰的身边人发现她的身份，造成后续的心理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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