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译者身份应该与著者身份平起平坐。这个译者乌托邦简直令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那里，我，格尔茨的中文译者，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就可以跳到地上，像孙行者那样迎风胀大，成为跟巨人并肩而立的另一巨人。这场景……这个可能世界之一……真的就更公平吗？世界上只有一个格尔茨，格尔茨的法身、本尊，在中国土地上却有众多的格尔茨译者，格尔茨的应身、化身，但凡我等诸人各得法身本尊的一成法力，中国人类学界就不必去瘠薄的学科历史中挖呀挖呀挖呀挖了。
我不需要这种虚假的译者-著者平等。我很庆幸，借着《文化的阐释》这部巨著，我能真正站上一位真正巨人的肩上，随着他的目光洞察这个多重世界的多重意义；我能钻进他的腹中，让他借我之口用中文腹语。也许韦努蒂会说我是中了著者意识形态的毒，但我确实更喜欢隐身，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以为就是格尔茨在说汉语，忘了译者的存在；除了不得不加的少许译注外，我希望抹掉译者存在的一切痕迹，虽然这多半也是自欺欺人。如果说某种程度上我赞同译文应该保持适度的异质性而非完全归化的主张，那也是因为译文被假扮成一个美国人在说汉语，讲述异域的故事。用本·安德森的话来说，讲故事的人、故事和听众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存在裂隙的。
我希望——大概是奢望——多少展现出格尔茨的文风，让我们找到阅读格尔茨的快乐。过去我们或许太过尊重格尔茨的人类学家—学者身份，总想把他框限在几个僵死的概念和命题中，从行文中去寻索严格的定义和论证。但格尔茨是一位想当作家的人类学家，他称自己的作品为essay，虽被我译成“散论”，以与“专论”（treatise）相对，但显然也含有“散文、随笔”的意思，融入了更多的修辞性、文体性，从而更加灵动、鲜活。摩洛哥偷羊的故事、巴厘岛葬礼争端的故事，还有他因观看斗鸡而被巴厘人接纳的戏剧性故事，不仅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一众鲜明的人物形象（包括他带点自嘲的自画像），字里行间还往往流淌着淡淡的幽默和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对异文化和研究对象的尊重和理解，在格尔茨那里不是一句教条的口号或装模作样的屈尊俯就，而是渗透在文字的肌理里，笼罩全篇、全书。在叙事的精到与事、理、情的交融上，我不知道有别的哪位社会科学家达到了格尔茨的境界。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