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巴洛克之风劲吹之下，德国各路诸侯中有文化品位和艺术追求的人，无不以凡尔赛为马首是瞻，相互间竞相攀比，唯恐落于人后。文化中心不复为大城市的专利，小城市也有机会一显身手。歌德来到魏玛时，魏玛只是一个房屋不过六七百座的小城，甚至连邮车也不到达魏玛，离魏玛最近的邮车站位于莱比锡到埃尔福特的路上，距魏玛城尚有15公里左右。魏玛之闭塞，可见一斑。城里的马厩不时地散发着特殊的气味，小城上空经常飘扬着阵阵夹杂着马厩气味的空气，魏玛也被有些刻薄的人戏称为“弥漫着马厩气味的宫廷”。可以想见，人们在宫廷图书馆里博览群书、与先贤神交之时，时常会有马圈牛棚飘过来的气味相伴；在宫廷剧院里聆听音乐、欣赏歌剧时，往往会有鸡鸣马嘶之声相闻。
但是，在这种文化生态中，个人的作用具有被无限放大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当时叱咤风云的一批“开明君主”更是可以大显身手。如果没有卡尔·奥古斯特大公及其母亲这样的“开明君主”，没有这样一个酷爱文学的宫廷，歌德、席勒纵有伟大的抱负和惊世之才，恐怕也难以一展宏图。正是借助这种奇特的文化生态，像魏玛这样一个小镇，才拥有了崭露头角的机遇。魏玛城当时人口不过六千，却拥有德国当时第三大的图书馆。就是这样一个边远、闭塞的弹丸之地，却由于接纳了歌德、席勒，从此犹如脱胎换骨，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一举成为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除了魏玛之外，还有许多中小城市也在这样一批艺术赞助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发展成为文化名城。在艺术商业化之前，市场对于艺术并无太大的影响力，艺术赞助人可以主导艺术的发展，开明君主在文化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魏玛显露得明明白白。遥想当年，文人、名人纷至沓来，人才济济，魏玛一跃成为德国文化的一个重镇，热闹非凡。除了先于歌德已在魏玛的哲人赫尔德和诗人维兰德之外，威廉·洪堡和亚历山大·洪堡兄弟，哲人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作家让·保尔，浪漫派新锐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亨利克·斯苔芬斯等人都或长或短在魏玛逗留过，或是在耶拿同歌德、席勒保持着联系。
歌德、席勒定居魏玛后，他们二人在魏玛创作出了大量传世之作，由此创造出了德国“魏玛古典文学”。魏玛剧院在歌德的执掌之下，上演了大批国内外的优秀戏剧，如席勒、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的一系列戏剧。魏玛给歌德、席勒们提供了一个舞台，让他们得以通过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创作以及魏玛剧院的演出，具体实践古典艺术的原则，其结果当然是使魏玛声名远播。随着“魏玛古典文学”在19世纪上叶被确立为德国文学的正统，魏玛作为一个文化名城、德国人文精神象征的地位由此奠定。德国特殊的历史格局给小城魏玛提供了机遇，而魏玛抓住了这个机遇，于是成为一个承载着人文精神、民主政治的符号。
《德国文化研究》
德国人被称为一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或“诗人与音乐家的民族”，无论如何，诗人在德国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是巨大的，而文学在“文化民族”建构中的作用也清楚地体现在小城魏玛中。中世纪末期曾经初露端倪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被历史的车轮压碎，在一系列战争中沉寂，没有形成民族认同的机会。谁是德国人？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德国人，阻碍着德意志民族认同的成型。诗人维兰德于1791年在《论德意志共同意识的普遍缺失》里痛心疾首地说道：“比较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对我们的指责实在是太真实了：一个外国人，游历德意志帝国时只要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他看到的、结识的只是奥地利人、勃兰登堡人、萨克森人、普法尔茨人、巴伐利亚人、黑森人、符腾堡人，等等。这些人按照其所属的帝国等级来命名，他们中有些又分为数百个更小的部族群体，一个比一个小，却各自具有其形态，但是人们就是看不到德国人。”日耳曼人移居中欧地区时，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各部落内部的身份认同很清楚，但是各部落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而由部落发展出来的部族群体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和邦国，它们之间处于竞争状态，相互认同相当模糊。如前所述，老帝国未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皇权衰落，诸侯坐大，德国错过了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机遇，成为一个“迟到的民族”。所以历史上德国人的国家/民族认同始终是一个重大问题。相反，地域认同、乡土认同在德国并不是问题，德国人的“Heimat”(故乡/乡土)的意识异常强烈，这也是民族、国家认同缺失的一个补偿。“Provinzialismus”(地方主义/乡土观念)、“Lokalpatriotismus”(地方意识/乡土意识)等意识之强与民族意识之淡漠，形成强烈的反差，为世所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