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医三院的医生建议我，为了解决睡眠问题，在下午4点后快走两个小时，在入睡前1-2小时则保持神经系统的安定（比如不看书，不思考过于复杂的问题，不运动）。惭愧的是，这三年里我并没有做的很好，一方面是抑郁症的机制使得下床、出门、见人这些事都比平时更费力气，另一方面是工作和生活有诸多要照顾，但只要有机会，或精神好，我都鼓励自己去做。我给自己时间，去好起来。
我现在觉得，如果得了抑郁症，也不必看得特别严重。
我更愿意把抑郁症看成一种“情绪的感冒发烧”。会感冒，也就会好，无非是有些人好的快一些，有些人好的慢一些，并非不可逆的过程。
有趣的是，抑郁确诊之后，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问题。
我不觉得抑郁对我的家庭、亲密关系有什么影响，而是一些问题原本就存在在我生活里，得不到解决，才造成了新的问题——抑郁。抑郁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看你怎么面对它。面对了，就成长了；不面对也可以，就继续假装活着。
而且我发现，当我觉得我的世界没问题的时候，我遇到的人也都没问题；当我抑郁了之后，身边的人突然都抑郁起来了。我朋友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说以前他没有离婚的时候，觉得身边夫妻都很恩爱，世界很和谐，万一说出来他离婚了好丢人，会在意世人的眼光。等他离婚了，才发现身边哥们也有许多经历离婚或者将要离婚的人。
反而，我觉得我的情绪感受变得真实了，更敢于说出我自己，和身边的人交流的层次变得更丰富。比如，家庭关系我一直都处理不好，但是之前的家庭关系是一种虚假的亲密，而抑郁爆发、服药后，我选择了真实的隔离。
我第一次对我妈妈说实话，就是我查出来抑郁，然后辞职，然后失恋。我在三里屯街头打电话给我妈妈，说：“我再也没办法装作我很坚强了，我也没办法做你喜欢的样子，我就是很脆弱，为什么面对困难，我非要坚强不可？我又不是你，我也不想是你。”我一边哭一边说，整个人是崩溃的，感觉到自己像一颗颗积木一样，掉下来，掉在脚边的地上，好像一个假的“我”破碎了，因为那个假的自我不足以面对生活真实的压力。后来，我也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家人，我生病了，我在吃药。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做自己没那么可怕，他们爱接受不接受。我会付出我能付出的，但是我没有的东西，我无法付出。
就像我的咨询师对我说过：“照顾父母是每个孩子的愿望，但是你对于你妈妈最应该尽的义务，是照顾好你自己。这就是你全部的义务了。能照顾好自己的人，才有力气去照顾别人。”我非常感谢这个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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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时，和精神病人的交往其实更轻松”
@柚子胡椒，双相情感障碍，服药2年，现已停药
我是2015年初爆发抑郁的。那时我19岁，在美国读大一，学业压力很大，突然间没有人像国内那样安排好我每天干什么，而且没有我聪明的人成绩都比我好，这让我很崩溃。除此之外，每个留学的人可能都感受过孤独，我也不是很习惯留学生的社交圈子。所以整个上半年，我的睡眠都非常不好，基本上两天才能睡一觉。睡不着我就会很焦虑，但奇怪的是，醒着的时候我精神又还可以。
6月份我回国时，躁狂症状已经非常明显，我染了绿色的头发，花钱特别大手大脚，每天在外面晃悠不回家，夸夸其谈，做事情不计后果。双相情感障碍就是，你的快乐和痛苦全部被无限放大了。
到9月末，我一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非常焦灼，所以去就医的目的是解决睡眠问题。第一次，医生给我配了抗抑郁药和安眠药，吃了之后感觉稍微好一些。后来还是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够好，又去看了一次医生，被诊断是双相情感障碍，给我换了情绪稳定剂。
过年的时候，我又和我妈妈待在一起。我觉得我妈妈是让我症状加重的很大的因素，她对于精神障碍有误解，比如她一直反对我长期服药，因为吃了药我就老是要睡觉，学习状态不好，所以三四月份看到我状态不好、不想去上课，5月份我妈妈就让我把药停了。她之前让我去住院，也是希望我把这件事赶紧“解决”掉，以后就不需要再治了。她还会一直说把我教育失败了，导致我的精神上、经济观念上都出了问题。
我感觉，我妈一直不能接受“我女儿在吃药”、“我女儿有病”的这个事实。
就这样过了高考前的半年，后来我的高考分数只比本科线高一点点（我所在的高中一本率超过70%），退档去学了酒店管理，学校对我来说不理想，学费也很贵。
但与我妈妈不同的是，
我一直很能接受药物。
所以，7月份我感觉状态不好的时候，还是自己去看了医生，想要吃药。但是那个时候，家里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严了，所以我只能偷偷在网上用信用卡订药，不让妈妈知道，然后又吃了挺长一段时间的药。
怎么说呢，你看过《欢乐颂》吗，安迪的弟弟接受电击治疗的时候，一直照顾他的院长很心疼，想要制止，但是安迪说，精神病人就是要走这样的流程才能好转，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其实蛮赞同的，我就觉得，
该吃药就是吃药，该吃几年就吃几年，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