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基于对于殖民主义地理与文化传播论的反思，布特劳分析指出，对于欧洲以外的地区认识的迅速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殖民主义的发展，它特别在两个方面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获得了关于欧洲以外地区人们的大量信息，尽管这些信息是被高度歪曲的。第二个原因是，关于欧洲以外的地区的世界和人民的情况，证实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不真实的具有了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这两个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按照西方殖民世界的需要，重新绘制世界地理，以海洋为中心的构图成为一个大趋势，这就势必要“去大陆化”。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全球殖民体系中，“现代全球历史是作为在时间上彼此为历时性关系的陆续的单独时刻被描述的，在空间上它们只与西方有关，它们与地球其他部分的共性关系未被考虑。”著名社会学家戴维·哈维则认为，“世界的空间……都被去地域化了，剥去了它们原先的意义，然后依照殖民和帝国主义政权的需要重新地域化。”这一后果就是造成时间与地域（空间）的分离。
中国学界对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的局限性表达了不满。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提出纠正性的“整体史观”，将被“海洋史观”屏蔽的欧亚大陆的历史“空间性”释放出来。整体史观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方面考查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发展转变的过程，主张世界各个民族、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不断交往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最终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吴于廑先生认为，古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存在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并非存在于奴隶与奴隶主、地主与农民之间。无独有偶，在吴于廑先生这篇著名文章发表的次年（1984年），在天山南北深入田野实践数十年的民族学家谷苞先生在另一个学科领域中指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广大的农业区和游牧区一直是同时并存的。农业区诸民族与游牧区诸民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持久的民族关系问题。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一南一北两位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无意中形成了一种默契共识：农耕和游牧的关系是世界史上最普遍、最“日常”的一种关系，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地缘关系，更是一种交往关系。既要在更为广阔的欧亚大陆整体史、文明史基础上，也要从最普遍的“日常生活”中理解历史上的“国际关系”与“民族关系”。这也是古代欧亚世界体系中的“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基础。中国史、“民族史”也毫不例外，农耕与游牧的关系同样是理解其历史的基本线索，由此恢复出被海洋时间压抑的、遮蔽的游牧社会“空间”性意义。
中东史专家彭树智先生则在“整体史”的基础上阐发了“文明交往论”，在畜牧农耕的自然经济时期，交往的地缘关系上升为主导地位地域空间的交往范围愈来愈扩大。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往特别频繁。交往主体随着地域的扩展而表现为种族、民族乃至社会、宗教共同体而等级制、宗法制、伦理道德体系成为文明文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中枢。文明交往论强调地缘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突破了对于游牧社会“野蛮”的想象。以往的“中亚史地研究”同样受到“欧洲中心观”的强大影响，具有“时空断裂性”。俄国学者巴托尔德将中亚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海路的兴起取代了陆上贸易以及乌兹别克游牧人瓦解了中亚帝国的完整性，造成了中亚游牧力量终于被欧洲人取代。这一传统经典论断近期遭到了中国学者质疑，褚宁和马建春认为，16—17 世纪“布哈拉人”依旧奔走在欧亚大陆，以“布哈拉人”作为一个泛化的商业群体，这一时期通过教缘与地缘关系，将中亚诸城镇、草原以及印度、波斯、俄国、中国连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欧亚内陆贸易网络。前苏联时期的东方学家也并不否认这一点，M·库特鲁科夫认为海路的开辟并没有破坏旧的商道。它继续使中亚、印度、俄国与中国保持联系，而中亚和叶尔羌的商人仍是这些国家之间贸易的中间人。他援引16世纪40年代访问过中国的土耳其旅行家赛菲的著作指出，“（叶尔羌汗国）开采玉石绝大部分运往中国。吐鲁番是各国商人云集之地，这里集结了数干名来自亚洲各国而准备去中国的商人，他们选出自己商队的首领，经叶尔羌汗批准后前往中国；因担心居住在此地的卡尔梅克人的抢劫，许多商队不能前往中国。”不止一份穆斯林文献证实着欧亚大陆之间的文化与商贸交流一直没有中断，从上述文献中也可以窥见，草原、绿洲与农耕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种商贸和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亚史地学者潘志平认为，所谓15世纪后丝绸之路断绝的说法，很可能受到西方基督传教士的说法影响。基督徒视之为畏途，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如果将丝绸之路理解成东西文明的交流之路，东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断问题。质疑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背后有一种基督教的文明观念在起作用，使得“丝绸之路”呈现出一种对东方的“想象”。由于19世纪是西欧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国家观及文明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普及过程，因此对于西方中心观书写下的世界体系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中央欧亚”——这一区域的游牧社会历史几乎被遗忘，如弗兰克指出的，中亚仍然是一个天文学观念上的“黑洞”。中亚对那些外围民众所在文明而言也处于中心位置，而这些民众的生活空间被吸入中心的黑洞当中。中亚也是所有那些外围民众及其文明彼此交汇互动的地方。中亚真正成为欧亚和世界历史的“缺失一环”。华勒斯坦尖锐批判欧洲社会科学研究是以“区域研究”为基础，而划分这一区域的方法确实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学者反思，“我们对于世界历史与各大区域文明的认识与定位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在对欧亚大陆的认识上也有鲜明体现，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都给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侧，而忽视了这一大陆的中间地带。”
然而，要填补游牧社会历史的“黑洞”和历史的缺位，必须放宽知识的视野，包括突破建立在西方知识范式下的“区域研究”。而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是纳入到西方的“区域研究”当中，“区域地理”就是最典型之一——这就出现了“西北”被如何定义的问题：“西北”作为中国历史上游牧民与农业民彼此交汇的力量中心，也是世界四大文明交流的中心，是以大陆史观中的“前门”为中心书写，还是以海洋史观的“后门”——“边疆”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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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世界文明交往体系的碰撞：
作为区域的“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