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现代文明迟到的斯芬克斯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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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圣渎经，罪不容赦，并且不准以夷变夏，堵塞了推动思想文化不断更新的内外动力，社会转型从而失去了方向和灵魂。

西方的宗教也禁锢思想，留下不少残酷镇压的记录。但在天主教内部也有保护异端的机制和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加上民族国家的王权与大一统的神权的矛盾，教内的革新和反叛，存在许多自由的空间。

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

与西方封建分权、城市自治和相对独立的司法大异其趣，中国朝野把大一统奉为天经地义；没有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和地方自治，行政与司法统一，商人、独立劳动者得不到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保护。

不讲形式逻辑，科学和理性难于发展

对比一下先秦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思维方法差异和理论思维的高度，优长和弱点一目了然，何必讳疾忌医！

简单地说，不是中国人愚蠢，是祖传的僵化的制度和思想绳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社会转型失去了内在的动力，遇到难于逾越的障碍。

第二，后天路径选择错误

基础塉埆，自行转型艰辛；如果谨慎择路，见贤思齐，亦可减少赶路时间和代价。在闭关锁国环境下生长、见少识浅的中国知识阶层，打开国门后面对现代文明，同东方各国一样出现了欢迎和抗拒两大派。抗拒者固然辨不清方向；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士在惊叹西方富强，艳羡其自由、民主的同时，遭遇19世纪以降席卷各国的极端思潮也眼花缭乱。如何看待主流文化和抗议黑暗的正义而偏激的思潮？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两端博弈中一误再误。他们在屈辱和激愤情绪支配下，冀图“毕其功于一役”，半醒半醉中成为极端思潮的俘虏。

一误于把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拒诸门外

可是，顶层从乾隆爷到慈禧；臣下愚昧如倭仁、刚毅；草莽无知如义和团，异口同声“不准以夷变夏”！更令人惊讶的是，博学睿智如梁廷楠也反对“师夷长技”！他说：“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 [2] 即使大门被冲开，也坚守思想壁垒；现代文明的传播异常艰难！

二是沉溺于“革命”和夺权，而疏于具体制度建设。

经过鸦片战争后六十年的挣扎，20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清帝国好不容易施行新政，开始进行现代社会的制度建设。辛亥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理应更执着全面更新社会运行规则——各项制度。不幸，国民党的夺权心态未变，一部旨在把权力从总统(袁世凯)那里夺到国民党手中的《临时约法》，打乱了力量平衡和三权分立的正常运作机制，引发了民国初年延绵不断的政争！ [3] 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洋各派内战、“国民革命”、国民党各派内战、国共内战、继续革命，人们热衷于相砍相杀，不愿包容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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