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那个时候，巴特正处在竞选入职法兰西公学教授活动之中（实际上，他第一次尝试进入该501公学正是在1974年），有些朋友曾极力挽留他呆在巴黎。
他在当年4月4日的记事簿上这样写道：
“商谈放弃去中国”；
4月6日，当得知签证已经送到大使馆，他写道：
“叫人沮丧”。
不过，他还是准备着出行：
他购买了纳热尔导游手册《纳热尔导游手册》（
Guides Nagel
），看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这部电影在几周之后激怒了其中国对话者，而他则以自己的记录与该电影做了对比。
从1月份到3月份，他拜访了多位研究中国的专家或被认为是中国研究专家的一些人：
1月26日与马丽娅安多尼耶塔·马基奥奇见面；
他拜访过维维亚娜·阿勒东（Viviane Alleton），她是汉语语法教授，在“我知道什么？
”（《Quesais-je?》）丛书中出版关于汉字的书籍；
2月7日，他见了中国大使馆的多位官员。
在索莱尔斯家，他认识了三位中国留学生；
3月18日，他见到了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经济学同事夏尔·贝特兰（Charles Bettelheim），这位同事极力赞同毛泽东关于工业组织的转换论述。
但是，这种加紧的准备在巴特身上产生的重负让他感到疲劳。
一切都过于协调一致；
“组团”旅行、没有了独处、与个人的时间安排脱节、写作的中断，这些也都让他感到不安。
4月11日，这5个法国人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对于在航行过程中感觉到的困扰，巴特是容易动情的：
空乘小姐的态度，乏味的饭菜，像是动物一样被限制在座位上的其他乘客。
在差不多3周的旅行过程中，他无数次地发火动怒。
与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关系变得尤其困难。
这时的索莱尔斯，在《中国行日记》中已经成为多次不愉快思考的对象：
巴特被他待人的热情和劝人的执着搞得不知所措。
“［索莱尔斯完全无视对立的左派。
所有这一切都是相当个人中心主义的：
整个报界都是根据其使《原样》承受的禁令来被人理解的］。
”在巴特看来，索莱尔斯的修辞学都靠近他们的中国对话者极其频繁的修辞学：
“［菲利普·索莱尔斯也是通过发动大家来进行，这一点令人讨厌：
他总是一个时期接一个时期地不停地攻击同一方面，每一次都用有所变化的实际例证、玩笑等。
现在，便是攻击作为宗教和唯心论者帮凶的拉康，等等］”在乘“小面包车”行走的无数行程之中，他总是领唱革命歌曲，领唱《国际歌》等。
当然，也有的时候是与他一起分享友情，例如在西安博物馆，当“我们不无赞赏地谈论梅尔维尔的时候”，但是，他意欲知道一切的倾向和好为人先的表现带来了旅行的疲惫。
简言之，“唯一需要我对其有点耐心的人，肯定是菲利普·索莱尔斯”。
罗兰·巴特传
[法]蒂凡尼·萨莫约特 著
怀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