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位黄老先生有一位姻亲，名叫顾可学，从亲家那里学得了炼秋石的神技。顾可学本是个低级官员，在浙江参议的位子上，因为贪污而被迫退休，声名狼藉；后来他向嘉靖皇帝进献家中秘炼的秋石；皇帝“饵之而验”，发现效果好极了。于是顾可学被召到北京，提拔为礼部尚书，专职为皇帝炼秋石。
专职熬尿，而官至尚书，在历史上也算不多见，所以这位顾大人立刻声名远播。江南一带的段子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吐槽的好机会；很快社会上就流传：“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吴方言中“尿”和“书”二字同音，所以笑话很押韵。段子流传很广，到了清代，还被编入笑话集《笑笑录》中。据吕毖《明朝小史》记载，顾尚书走在大路上，大家都争着叫他的雅号“尝尿官”。
这样捷径弄来的官，在明代总要受到士大夫舆论的羞辱。
另一味明代流行的补药加春药，就是红铅了，此物乃是用少女经血制成。据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记载：制红铅，要找十三四岁的漂亮女孩子，称做“美鼎”。最好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肌肤细腻，三停相等”。取其月经初潮，再用乌梅煎的水稀释搅拌。取沉淀物，铺在纸和绢布上，太阳下晒干，去掉腥味，便做成了。据说“专主助血，其功甚大”。做好的红铅，加入乳粉、辰砂、乳香、秋石等材料，可炼成红铅丸，更便于服用。（见谢肇淛的《五杂俎》）
红铅显然是明代人的发明；通过朝廷的表率，变得极为流行。明代的皇帝服用丹药求长生、练采战，有着悠久的传统。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开始，元代遗留在故宫中的密宗修炼法门就在明廷中流行。从宪宗到武宗，都喜好任用西番僧，修炼喜金刚。汉人文士把密宗的男女双修和道家的房中术混为一谈，在他们眼里，这些宗教行为都是不折不扣的淫乱。
明代宫廷的密宗传统，直到嘉靖朝才改变。武宗驾崩后，因为没有子嗣，他的堂弟从湖北来北京做皇帝，是为明世宗嘉靖。嘉靖不曾在北京宫廷长大，对于密宗传统很不感冒。他见到后宫里呈现双修体态的喜金刚佛像很吃惊，下令打碎销毁。取而代之是，汉地本土的道家房中术。这是明代皇家修身传统的重大转折。
嘉靖偏爱我国汉地本土的补药，尤其喜好上面说过的秋石，也喜欢红铅。据说，吃了红铅和秋石的嘉靖皇帝，果然优生优育。他的儿子，后来的隆庆皇帝，身体很棒，长大后和他老子一样继续服用红铅。不过，这款土制伟哥不能吃多。据说，隆庆服药过量，以至于整天持续勃起，像撑了帐篷，不能上朝，成了士大夫喜闻乐见的段子。（“阳物昼不仆，遂不能视朝”，见《野获编》）
隆庆的孙子，泰昌皇帝，更因为吃了士大夫推荐的红铅而送命；这就是有名的“红丸案”。泰昌做太子时不得宠，总害怕被废。一旦熬出头，立刻纵情声色，夜夜笙歌。即位一月不到，便病得一塌糊涂。御药房提督太监崔文升，用了含有大黄、芒硝的猛药，让泰昌腹泻不止。弥留之际，泰昌将大臣们召到病榻前，交代后事。这时，泰昌想起曾听说一位鸿胪寺丞李可灼有救命的“仙丹”，便向首辅（相当于宰相）方从哲问起这事。
这位李可灼，据说一副仙风道骨模样。被宣入宫后，李可灼立刻进献“红铅丸”。泰昌吃了，身体发热，食欲增加，感觉不错。李可灼为了增加药效，又给皇帝吃了一颗。几个时辰以后泰昌便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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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医疗事故，掀起了腥风血雨。东林派官员，曾在之前的“国本”之争中全力支持太子，所以很得即位后的泰昌的青睐。但如今皇帝暴毙，多年投资化为乌有，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东林派要求严惩崔文升、李可灼，顺便要求首辅方从哲（东林的政敌）下台。而东林派的政敌们，也因此事联合起来。这导致了后来魏忠贤的专权，反过来残酷镇压东林派。明朝的党争，乃至后来的亡国，显然和这起医疗事故，息息相关。
为了认定医疗责任，一时间，朝中人人参与医学讨论，人人成了医生。献药的李可灼不是专业医生，讨论医疗过程的众多官员士大夫，没一个是专业医生。可这些士人，讨论起病情和药理来，头头是道，比专业医生还自信。在这人人可为医生的时代，医学概念变得极有弹性。在含糊模棱之处，医理的阐释便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成为政争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