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梁老师说得很好，和这个作者在书里提到的一点息息相关的是，20世纪以后所谓的“福特主义”，就是流水线生产，把一个原本完整的工作流程分割成不同的环节由不同人来实现，可以极大增加公司或者工厂效应的这种新的生产模式，是如何影响到人们对工作的意义的感知的。作者本身也不否认有人就是能从工作中获得愉悦，对工作抱有很高的热情，但这涉及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内容是什么。比如作为高校里写论文、教课的人，时常也感到疲惫，如果高校发论文指标上去了，逼着你天天发一些特别无聊的东西，肯定大家也是抱怨连天的。
但是我觉得高校从业者稍微幸福一点的地方在于，你会觉得这些产出是你自己的东西，比如论文写出来是署你自己的名字，而你在公司里做一个报表，最后业绩都是公司的，你的名字也不会留在上面，谁知道公司这部分业绩是你贡献出来的呢？但是如果你真的写了一篇很好、很巧妙的论文，你自己内心是有很多成就感的，如果你教一门课教得特别好，最后有很多学生来感谢你，那你会特别特别开心。如果你最后被学校的KPI压着必须一年发好多篇特别无聊、自己都不忍心再看的论文当然就另当别论。但至少我们可以区分出，有些情况下其实工作是有内在的价值的，很多人也会发自内心热爱自己的工作。
但是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越来越多人厌倦工作？一方面是从工作时长到工作之外的那些时间被公司老板占用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被分割成越来越多的环节之后，你没有那种手艺人发自内心的愉悦感了，你和工作之间失去了内心之间的联系。这就回到了马克思说的异化的概念，我们在讨论异化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很多人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解释。但至少在20世纪流水线生产“福特主义”的公司运营模式之下，一个很重要的异化感的来源在于，工人们或者是工作的人们觉得，我做的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事情，好像是我闭着眼睛必须把它干完，但是干完就了事了，跟我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本书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采访的一位对象是做一些社工方面的事情。这位年龄比较大的社工回忆起，在过去几十年英国的社工界，一套公司管理的办法被引入进来，导致社工界的运营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社工，是一个一个对接具体的案例，全程追踪这个案例，他能接触的人是有限的，但是他在对接这些人的过程中，因为他跟这些人是长期的互动，对每个人的生活了如指掌，过程中有哪些改善、哪些反复，这些人的喜怒哀乐他都能共情到，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每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对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工作是特别自豪的。
后来机构的领导层换了，引入了一套管理营利性公司的办法，就开始说我们要调整流程，不把案例分配给人了，我们把每个案例划分为几个环节，你这个人专门负责这个环节，所有案例这个环节都由你负责，下一个环节由另一个同事负责，再下一个环节再由另一个同事负责。这个比较有资历的社工觉得强烈不适应，因为他负责每个案例的中间某个环节，从头到尾他不需要对对方有具体的深刻的了解，只要这个流程从同事走到他这边，他把报表填完、材料搜集完就转交给下一个同事，接下来下一个案例又是同样的环节、报表、材料等等。整套事情做下来，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帮助谁，这个被帮助的人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没有办法看到。
他会觉得我现在只是成为一个数据机器，不是真正在跟人发生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以往的经验不适用了，以往我要研究那些人情绪应该怎么疏导，日常的困难怎么帮助他发现，帮助他解决这些问题，到最后这些东西都不再存在了，这些东西在走流程的这种新模式下没有用武之地了，就是看填报表谁填得快，数据整理谁比较擅长，Excel表谁做得好一点，企划方案谁写的动听一点，这些东西他比不上年轻的同事，年轻同事因为从来没有受过案例训练，他们受的是流程式的训练，所以他们做这些东西肯定是更擅长的，都会用电脑、Excel之类的。于是这个老社工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机构领导的训斥，说你业绩怎么在下滑，你马上要失业了，要被年轻人取代了，诸如此类。
很多对工作产生厌倦的人，不一定真正像这位社工一样很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对他生活中重要意义感的剥夺，但这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切身处境。一天到晚忙头忙尾，都不知道在忙什么，最后业绩上来了，但是大头反正是老板拿走的，我不就是拿我的工资吗，年终的时候老板心情好多给我一点年终奖，回头说经济下行、业绩下行，年终奖就没了，那我为什么要一头奉献到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去？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把这个问题忽略掉，好像可以靠多拿奖金，靠预期工资不断上涨来缓解掉对意义感的焦虑，但是一旦等到这种经济模式不再可以持续下去的时候，这种意义问题就会凸显出来了。
子人问到中国过去十几二十年社会舆论风气的变化，我们想说可能十几年前很多老总天天还讲“狼性文化”，几年前还有人讲“996是福报”，过去几年就有人说00后要开始整顿职场了，还有越来越多人敢出面去指控或者揭发这个公司内部的一些强迫加班的文化。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最新的新闻，小米的员工说小米内部找员工谈话，要求他们每天工作必须12个小时，而且不是一周平均12个小时，而是每天都要12个小时，如果没达到就要训斥、降薪、调岗之类的。新华日报的客户端还转发了这个新闻。大家越来越可以预期到，随着这种老板或者公司在卷员工的模式越来越不可持续，员工血肉都快被榨干之后，到一个临界点之后，所谓的躺平、所谓的摸鱼诸如此类的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反抗，肯定会接踵而至。
不仅中国这样，这本书在十年前出现，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同类的反思工作的书。包括我自己前段时间刚好读到去年的一篇英文论文，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叫Uğur Aytaç，他的论文题目叫《为在资本主义公司里摸鱼辩护》（In defense of shirking in capitalist firms）。他想讲的是，大概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经济学还有政治学里发展出所谓的公司理论，公司理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强调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是经济上最高效的，因为公司内部有层级，有高层管理、中层管理，怎么样下达指令，怎么样分配任务，能够让公司利润最大化，所以公司会取代以前的合伙人模式或者其他模式它可能是有内在的经济逻辑驱动的。之前的公司理论更多从公司的角度谈论我们如何让公司的经济效应最大化，但是这个经济效应最大化之后，分红主要是分给董事会的人，主要分给大股东们，CEO拿高薪，并没有真正地平摊给底层的工人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换一个角度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代的政治理论家会讨论摸鱼，因为摸鱼就把关注点从公司角度转移到了工人角度，把工人视作有能动性的个体，他们在这个公司内部的架构中处在这个公司内部权力结构的底层，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公司的运营模式，改变整个外部的劳动法或者整个大的资本主义结构，那你作为个体或者作为一个小的团体，几个工人凑在一块，你怎么样去防止公司种种过分的要求、公司对你的压榨最终把你压垮呢？这时候摸鱼就变成一个好像非常可行和必要的选项了。换一个角度，从工人主体性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最近这几年，不管在中文还是英文还是其他语言中出现的种种热词，躺平也好、摸鱼也好，它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如何把它转化为更宏观、更结构性的动能，促进最后有一种结构性的变化。
林子人：
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当今人们时刻面临保持就业力的压力，对于当下的中国读者而言，这可能也是这本书里最切中痛点的一个部分，接下来想请两位老师谈谈，为什么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这个概念在20世纪的早期会成为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关键？
梁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