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社会对知识与阅读需求轻重的差异，造就了每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和出版产业面貌。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是编辑出版活动，是“嫁衣的嫁衣”，它直接对接生产实践，具有目的性、当下性和本土性特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与阅读孰为重心的反复摇摆，我国编辑出版学从职业培训发展为独立学科，再到数字出版转型，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期。新世纪后，数字技术引发阅读与知识的嬗变，促使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向数字化调整转变。
（一）“嫁衣”的“嫁衣”：以用为先的编辑出版学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直接对接实践应用的学科，表现出鲜明的目的性和当下性特征。在界定上，编辑是“以规划、设计、组织精神文化生产和以鉴别、选择、优化精神文化成果为手段，……而在著作者和视听者之间进行的社会文化活动”，出版是“将经过加工提炼的知识信息产品，通过某种生产方式大量复制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进行广泛传播的过程”，环节包括策划、编辑、印刷和发行。编辑出版常被称作“为他人做嫁衣”，编辑出版学无疑是“嫁衣的嫁衣”。它的目的性在于其研究成果应当直接或是间接地指导编辑出版实践，当下性则在于该学科与国家、社会的文化建设和需求紧密关联，包括我国特有的文化管理制度、本土和区域特色，最终要通过推动出版业的发展来丰富我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以用为先”是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国编辑出版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漫长的编辑出版史当中。最早的编辑活动可以追溯到孔子编纂六经，古代文人又素有藏书、作注的传统，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方志学等诞生于此，可以说未有学科之名，已有学科之实。但现代意义的编辑出版活动发轫于19世纪，先是西方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印刷机构，利用铅活字、铜模、石印技术印刷发行出版物，后为国人所用。民国时，我国图书印刷发行业已形成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足鼎立，小书局和报刊团体星罗棋布的产业格局。实践生产催生了早期经验总结式研究和著作，“出版学”“编辑学”的概念就产生于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学与我国出版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高校教育、组织机构、专业期刊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为我国现代出版业献计献策、培养人才。
编辑出版流程中的每一道工序在实际生产中是环环相扣的，共同决定着出版物的质量好坏，策划、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应视为一组整体来考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倾向于把编辑出版看作是整体活动来研究。尽管有关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等概念的关系与归属问题仍存在争议，但在目前国家高等教育正式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是列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
（二）按需而变：新中国编辑出版学草创与发展的三阶段分
内容、市场、技术、机构等因素的变化引发知识和阅读结构的改变，推动编辑出版生产的进步发展，作为应用学科的编辑出版学也正是围绕知识和阅读这两个关键词来创立、建设和延伸的。知识和阅读变动的具体形态包括知识的创造、传承、传播和阅读的观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它们的需求是不同的，往往是像天平一样向其中一边倾斜。社会对知识和阅读重要性的左右摇摆，使编辑出版学7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特征鲜明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9-1978年”，编辑出版学被当作职业培训的手段。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文盲比例占至全民人口的八成，知识的传播成为绝对优先的任务。编辑出版学第一要义是为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的员工培训基本业务能力。民国时期就有学校、机构专门开设出版类课程培训人才，如上海图书学校、商务印书馆商业补习学校、苏州美术专门学校等。1951年，北京师范大学向新华书店总店职工开设出版业务培训课程。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开办，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培养中等印刷人才的学校”。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开设以培训为主责的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从1956年到1961年的几年内，“先后成立的培训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出版专业、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化学院三处”。彼时的编辑出版学尚不能作为独立学科，充其量是一门技艺，原定“三五”计划中推进的出版教育事业也因历史原因中止。
第二阶段是“1978-1998年”，是编辑出版学的建立扩大期。
我国“重拾商品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出版界发生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社长责任制、“三联一放”、畅销丛书策划等重大变革。在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匮乏期后，被压抑的阅读需求顿时爆发，新出的图书报刊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编辑出版人才急缺。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充分调整和培训提高编辑队伍是当务之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率先设立了编辑、印刷、发行一类的本科专业，其他高校也有“采取‘借窝下蛋’的方法，挂靠中文系、图书馆学系、新闻系等培养出版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面对这一冉冉升起的新兴学科，国家教委于1993年把“编辑学”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我国编辑出版学逐渐步入转型发展期。
在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中，“编辑学”“出版管理学”“图书发行学”等专业被合并统一成“编辑出版学”，列于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之下。从此，“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向整合性方向发展，初步消弭了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出现的‘大出版，小编辑’与‘大编辑，小出版’之争，将以文化内容创新为特征的编辑学与以印刷复制、发行营销为特征的出版学链接起来，把二者视为同等的、互相补充、互相关联的统一的学科链”。随着这一学科硕博体制在各大高等院校建立，编辑出版学得以培养自己专门的科研（而非职业）人才，满足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再生产循环。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引起知识与阅读的形态和需求变革，也促使编辑出版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发生转变。
（三）数字出版产业革新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
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起改变了阅读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法，编辑出版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面临调整转变。数字阅读、网络发布、社群创作、网上书店、全媒体出版、IP衍生运营等让出版行业重新洗牌。编辑出版学的主流研究对象一直是传统出版和纸媒阅读，旧的理论知识开始失效，学科体系必须对数字出版做出回应。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是消费者的时代，围绕阅读这一关键词，编辑出版学需要回答关于读者、阅读、作者之间的互动问题，反向构建包括数字阅读行为、数字版权等系列数字出版理论。仅讨论如何数字化的研究无法解决研究关键点。另一方面，数字化改变了知识生产、获取和传播的方式，传统科研方法亟待转型。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在欧美国家早就被用于加速科学研究，比如利用数字工具分析数据、在线发布成果、网络获取论文等。编辑出版学研究同样需要引入互联网思维和计算机技术解决人力难以应对的科研环节，诸如融入大数据、人工智能、VR技术处理数据、演算模拟、具象呈现等技术，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实证性，这势必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中越来越显著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