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横向联合，在当时就需要勇气。因为把单一企业变成多个所有者共有的企业，就需要进行核心层的资本联合，需要确认和确定资产所有权。
科学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
把资本划分为等额的股份，明确哪些股份归谁所有，这是对所有者的确认(定性)；同时明确有多少股，这是对所有权的确定(定量)。用定性和定量的办法使资本归属明确化，这是所有制的科学化。
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经过一百年发展逐步形成的这一套处理产权关系的科学方法，完全可以用来处理公有制的产权关系。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企业实行股份制，究竟是姓“资”还是姓“社”?我请教过蒋一苇、厉以宁、王珏等同志，蒋一苇回答我说：股份制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会”，而是姓“中”，它是一个中性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为社会主义服务。
他还说：资本也是一种中性事物，过去了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我们把资本改称为资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资产的价值形态就是资本，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资本，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资本，它本身并不注定属于谁有。
把资本按等额划分为股份，成为股本，也是中性事物，它可以属于公有，成为公有股，也可以属于私有，成为私有股。
我同意蒋一苇的观点，补充说：“股份制”性“商”，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产物。我当时还形象地说，我们搞企业集团，是要把企业组成若干个“国家队”，成为能够与资本主义竞争的团队，成为小平同志所说的够格的社会主义企业。这就是我当时提出实行股份制设想的来由。
重庆试点
理论是这样认识，实践则要从试点开始。到1983年，我提出，由我和蒋一苇带着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热心于搞股份制的同志，去重庆搞试点。为什么选择重庆呢?
1、重庆是被国务院认可的综合改革城市；2、蒋一苇不仅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长，同时还是重庆市社科院院长；3、重庆市支持蒋一苇办了一个很有份量的《改革》双月刊刊的；4、重庆是内地大都市，试点有成绩固好，试得不好对外影响也不大。
我提出去重庆试点的想法后，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比我还积极，他说：此事由体改委牵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要试点。这就把我原来设想的由学术机构力量去试点，变成由政府层次牵头去试点了。这样做影响很大，各地也有在此前后进行股分制试点的，一度形成了“股份制度点热”。
我和蒋一苇及工经所的同志乘火车去重庆试点，一路上讨论得很热烈。大家对职工持股意见较一致，对“企业股”争论最大。蒋一苇认为，这是新的探索，是一种劳动共有股份制，社会主义企业实行股份制，可以有自己的特性。但多数同志不同意。我当时的态度是，在不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内可以试点，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按国际惯例，不搞“企业股”。争论的具体内容，这里我不赘述，大家有兴趣可以阅看蒋一苇《我的改革观》文集内的《论股份制》一文。
在重庆，我们选择了两个试点企业，一个是嘉陵摩托集团，与河南一个军工厂实行资本联合；一个是中药企业，以著名的“老君阁”中药厂为核心组建企业集才。蒋一苇亲自组织讲话，鼓励嘉陵要努力成为中国摩托大王。讲话稿登在《改革》双月刊上。
回京后，重庆嘉陵来人反映：
试点不顺利，嘉陵遇到“三不变”(企业录属关系不变，财政利润上缴渠道不变，企业所有制身份不变)的阻力
。我找军工口的主管同志谈了话，后来嘉陵企业集团取得很大成绩，在电视广告上被称为“中国摩托之王”。
现在回想起来，前苏联模式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经济结构方面对我们影响很大。我们一定要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大胆突破，才能迈步前进。
成立证券交易所的“国务院汇报会”
到了80年代后期，各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日益增多，有的自行印发股票，进行店台交易，导致无序运行。深圳因靠近香港，更是出现了“股票热”。客观情况已提出了建立“证券交易所”二级股票市场的迫切要求。
按照小平同志指示，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要采取“热情关怀，因势利导，存利去弊”的方针，加以支持引导。恰在此时，中信等九个单位的同志提出了联合设计证券交易所的方案。
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定姚依林和我主持一个会议，邀请这几个单位的同志到中南海来汇报。
会议于1988年11月4日上午召开，并通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安志文、杜润生(因事未到)，顾问吕东、杜星垣、周建南、李东冶等同志
以及计委、体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工商局、国务院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