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211高校学生为什么陷入群体性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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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群体性愤懑首先表现为纵向上的“转正”路径断裂，通俗而言，一样的智力和能力，十年前咬咬牙努力一把，也能在北京、上海等超一线城市拥有体面的生活，十年后发现不行了，凭什么？

这里其实已经蕴含了中产和预备中产的对立可能性，十年前转正的中产阶层如今可能成为反对异地高考的主力军，他们实质上的反对的对象是谁呢？

横亘在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的，并不仅仅是纵向时差上的鸿沟，也包括横向同龄人对比产生的落差。

985、211较之普通院校，出身中产家庭的学生比例是可观的，因为今天的教育体制，包括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弱化高考运动，乃至高考本身，都开始向中产阶层倾斜。

而当出身工农家庭的学生以更高的天资，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好不容易和中产家庭的孩子坐在同一课堂里的时候，才发现即便闯过了高考这一关，苦读十二年也不能改变命运，社会流动机制背信弃义，这也是为什么985、211学生的幻灭感尤为强烈。

纵向的鸿沟仅仅让人遗憾没能早生几年，而横向的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则直接激发了心理失衡感。

“转正”机制失灵了，超一线城市的中产阶层和预备中产阶层之间立起了两道栅栏：户口和房产。如果中国房市崩溃，北京户口制度取消，受损程度最严重的是哪一批人？中产阶层。

所以在社会流动性问题上，中产阶层已成为现存社会结构及其价值理念最坚定的维护者，当预备中产阶层绝望后，也是这套东西最坚决的反对者。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出现预备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在舆论场上的对冲。

于是，预备中产阶层和他的出身中产的同学、早几年毕业的学长发生了分化。

由此岔开去说，这种群体性愤懑导致今天大学内部的政治气候变化，十年前大学生的主流信仰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今天，青年群体中的左派开始展开对资本的批判，今年七月份，赵薇事件中“资本操纵舆论”的指责即是一种表现。

02、北京焦虑被放大为中国问题

然而，这种对阶层固化的愤怒很快被营销号收编，如法炮制，批量生产，年轻人的抱怨成了营销号的一门生意。

随后话题又被转化为985、211学生到底该不该抱有那点可笑的自负，出现了一批揶揄嘲讽的驳文，很快把那点可怜的反抗意识消解殆尽，文化工业在大家无意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反抗的消解。

今天预备中产阶层的愤懑似乎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之一，大众传媒和文化工业是我们理解这个现象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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