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这本书对于涉及的诸多参考资料、文献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且在东西方文明的世界史范畴讨论两国发展工业化、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动力、机制以及结果，这样的观念超出了一般的“二元论”。正是本书所秉持的批判性立场，使我们对于英国革命时期和清政府时期的工业化进程有了新的发现，并启发着我们去了解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语境、政治体系、文化以及社会观念。
本书认为，相较而言，当时的中国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较为富裕的经济以及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优势，政府发动工业化的动机、观念以及紧迫性并不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思维左右了执政者对于工业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知和接纳。
皮尔·弗里斯认为，历史上的英国不是处于战争状态，就是处于备战状态，而英国政府认识到，要比与之竞争的那些国家更高效和富足。英国工业革命并非单纯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时制度和思想变革发挥积极影响。
学界普遍认为工业革命是东西方“大分流”的分水岭，但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的欧洲并不比中国等亚洲国家具有内生的经济优势。之所以出现“大分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人口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传统的经济生产模式很难适应。早期的英国政府和清朝政府对于工业化的认知从一开始便存有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殖民战争、大航海、贸易的加快启动而凸显。
皮尔·弗里斯认为，当时的中国与英国的分流带有增长方式的根本差异，清朝政府为了良好的统治秩序并没有采取激烈的变革，也未能采取激励商业文明发展的政策，无力支持工业化进程。皮尔·弗里斯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乃至广义的经济革命，都与创新或“破坏性创新”有极大关联，是创新让英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实现了经济起飞。当时的清朝政府难以摆脱“重农抑商”经济思想的长期束缚，且因税收缺乏、无力调控白银市场，调动资源的组织能力和金融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彼时的清朝政府尚且还积淀了一定的国力基础，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难以启动变革。以上可知，中英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大分流”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
长期以来，西方的“大分流”学说一味将东方专制主义和国家制度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因素，片面地认为当时的清政府在经济社会治理、民众生活的稳定等缺乏国家能力。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潮成为主流，并且将闭关锁国和故步自封的“帽子”扣在清政府头上，却不可避免造成对清政府官员、执政者以及精英阶层的误读。作者并没有因此而固化，而是试图从不同时期、不同执政者以及国家所处的阶段进行比较分析，重新评估清政府的官僚体系、财税政策、军事与人事等。
工业革命初期，“大分流”仍比较缓慢，但随着工业革命加快启动，“大分流”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英国和西欧国家开始崛起，而晚清时期的中国则开始落后。其中一个关键点在于汲取能力的差异。按照王绍光的研究数据，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1688年-1815年英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15倍，但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显然，后期清朝的财力资源已经有限。
作者认为，东西方的发展方式和水平直到18世纪末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带有本土色彩，无论是早期的英国工业革命，还是德国、日本等开启的工业化革命，国家能力和政府行为在其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