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梦想，愿每个孩子的童年都能被科学点亮｜科学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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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在全美展开。

国会于1964年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被统称为“肯定性行动”的法律，规定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在招工、入学、企业竞争中受到“优先照顾”。

作为民权运动的大本营，全美高校积极响应，在那一时期招收了大量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华裔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雅图的一所公立高中，考入了耶鲁大学——他出生在种族歧视十分严重的50年代，身为退伍军人的父亲却找不到工作，全家租住在6平方米大的公屋中，小骆家辉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此后的30年间，美国黑人家庭达到中产阶级水平的比例从18％上升到40％，在管理和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了两倍；到1997年，黑人、西班牙裔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占大学生总数的比重已经只略低于其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骆家辉。来源：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尽管如此，在美国精英大学中，弱势群体学生比例仍然相对较低，而且这些学生在学业和社工上的表现也相对较差。

——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

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温迪·柯普 （Wendy Kopp） 写在毕业论文里的句子，之后她和未来的丈夫、哈佛毕业生理查德·巴斯创办了公益组织“为美国而教” （Teach for America） 。从1990年至今，已有超过二万人参与，其中12000人决定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大多和巴斯夫妇一样，毕业于“常春藤”大学，在签订2年的服务合约之后，自愿到教育质量最差、最贫困、社会问题最多的社区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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