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在分析西方社会时化用了印度概念提出了“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一说，指出西方社会的左派越来越局限于高知群体。在作为种姓现象原生地的印度，“婆罗门左派”确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不满殖民统治、同情底层民众的精英知识分子一直在印度左翼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如果将视野从《新专家》的时间轴起点向前延展几十年，可以发现尼赫鲁大学等高校的人文社科院系在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也曾是国大党中央政府团结左翼温和派、孤立左翼激进派、压制各地右翼势力的意识形态缓冲区。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大党籍总理拉吉夫·甘地开始提升专家型人才对政府决策的辅助作用，自由左派（liberal-left）印度知识分子的专业技能和海外关系网络为推进国内改革和向海外投射国家软实力贡献了重要力量。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来自孟加拉母区的阿马蒂亚·森关于饥荒问题和区域发展比较的研究都削弱了印共（马）对土改贡献的宣传，有助于营造推行亲市场改革的氛围，他面向大众读者而写的《惯于争鸣的印度人》更成为许多西方读者认同“印度民主基因”的入门读物。
相较之下，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的基层铁杆支持者——说印地语的中下层高种姓印度教徒则处在这个群体的对立面。在英语公共领域之外，民粹政客们孵化并利用了这种反建制情绪——自由左派及其子弟门生既占有了现实好处，也收获了提倡平权政策的掌声，是“大赢家”；享受到平权政策福利的低种姓是“小赢家”；自视为“多数派”的他们则成为了整套体系运行的“代价”。这种矛盾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研究的切入点。而《新专家》则进一步勾勒了印度精英知识阶层内部人文社科与工科-管科专业人才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对美西方印度人社区政治倾向的研究已经表明与积极融入西方自由左派话语的老一代移民不同，以信息技术和企业管理见长新一代移民更热衷于赞助海外印度教并或多或少同情印度教民族主义。《新专家》也指出，印人党的重要智库印度基金会（Indian Foundation）的一大业绩便是为印人党从海外选民中争取资金和政治支持。尽管自由左派知识精英们一贯蔑称印人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干部为“半文盲”并调侃莫迪的寒微出身，后者也在选战中将这种蔑称用于强化民粹主义政治动员，但站在后者身旁出谋划策的同样出自英语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比如曾在古吉拉特辅佐莫迪的普拉尚德·基肖尔（Prashant Kishor）的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India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I-PAC）的一些雇员便来自比尼赫鲁大学更难考取的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
换言之，如果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激进的街头政治和宗教冲突挑战国大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更多是“草莽英雄”，那么当下印度政坛的意识形态冲突同时包含了一场幕后精英权力的洗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草莽英雄”们如何与成长轨迹迥异的“工-管专科精英幕僚”们形成合力——也就是《新专家》的核心研究问题——无疑是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乃至整个印度政坛最新发展动向的重要学术前沿。
新兴“政治产业”中的技术专家
《新专家》一书副标题中“technocrat”（技术专家）一词极具迷惑性。初见该词，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那些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进入政府机构任各级秘书官的常任事务官僚。印度自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便通过选拔性考试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拔精英文官，而他们一直承担了大量应用性的政策研究。因此，相比智库发达的美国，印度拥有一套更接近法国、日本等国、以精英官僚为中心的政策咨询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