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文研讲座361】朱鸿林：明代前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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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林：《儒者思想与出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但正统十四年 （1449年） 的土木堡之变，和此后关键的十年中发生的易储、夺门以及政治清洗，包括荆襄民乱和两广瑶乱等政治和社会事件，促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反思自己受到的宋代理学教育。他们着手修正宋儒的观点，以及支配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形态，聚焦于强固立国根本和改善官僚作风等问题。到了1450年代末，此一应变之道开始浮现清晰轮廓，渐而形成新的学术趋势。

这种新的学术趋势，表现为重新检讨乃至挑战“官定”学说。 一批最博学和著名的朝臣，将矛头对准永乐年间编纂和传播宋儒经典诠释的方式，进而质疑这种学说本身。 例如，天顺七年 （1463） ，丘濬编成《朱子学的》，从朱子的各种著作中选取其论学要语，系统地呈现了朱子的重要思想理念和为人处世的亮点，强调循序积累并辅以个人亲身实践的为学之道，隐含了对官定朱子学的批评。成化十年 （1474） ，丘濬撰成《家礼仪节》一书，用较浅显的文字注解朱熹《家礼》，也节省了一些过于繁琐的条目，使儒者的“家礼”容易行于社会。

又如，丘濬在国子监祭酒的任内，要求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蔡清，批评官定《易》说，撰写新的《易》注。蔡清按照丘濬的旨意精研《易》学，并且写成《易经蒙引》，成为明代科举学生最认可的《易》学必读书之一。再如，丘濬的挚友、国子监前任祭酒周洪谟，在任内同样倡导质疑官定学说。他在成化十六年 （1480） 向朝廷进呈了《群经疑辨录》这部他与监生的问答札记汇编，自称修正了先儒注释中“有害经旨”“有误经旨”“与经旨不协”者。 他尤其质疑二程和朱子对“群经所载事物之变，制度之设”的“发明”，他说这样做是“宁为朱子忠臣，毋为朱子佞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