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字是否为摹搨，并由此判断《伯远帖》究竟是真迹还是摹搨。照常理来看，东晋的法帖流传到南朝，收入到内府后，须经过鉴识艺人押署，那么，是否存在后代为了增加该帖价值，故意将南朝押署摹搨上去呢？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为摹搨需要涂以黄蜡的专门用纸，无法在真迹纸上再次实施。所以，我们可以将本文的论证逻辑梳理为：如果南朝唐怀充押署的
“
充
”
字确为摹搨之迹，那么现存的东晋《伯远帖》则亦为摹搨本。
自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书写材料逐步从简牍转移到纸张。相对于简牍使用韦绳串连成册的方式，卷轴则采用了将纸张粘连覆背的方法裱装成卷。在官府重要文件中，为了防止裁换其中的文字，人们想到可在其接缝处加以标识以示防伪。当时人们的做法是由具体操办人书写姓名于接缝处。又，官府文件来往频繁，因此在接缝处书写姓名时会省去姓，只写名。后来此方式被南朝内府鉴藏所利用，这便是南朝押署的形成背景。
南朝押署是宋、齐、梁、陈内府鉴藏法书名迹使用的主要手段。内府对搜集上来的古法书科简辨伪，区分优劣，重新裱装。负责押署的人物多是围绕在皇帝身边工作又擅长书法鉴赏的官员，大多担任像中书舍人等文官之职。鉴藏者在一卷中的每个纸张接缝处书写个人名姓的方式与官办公文的处理手法相同，省略姓，只写名，如我们在现存二王法书中常见的“僧权”“怀充”“异”等，同时鉴藏者会在每一卷的卷后书写个人的全名，注名鉴藏负责人。凡带有南朝押署的古法书
，
表明该帖曾入藏南朝内府。
南朝诸代皇帝喜好书法，搜集天下古法书，尤以梁武帝为最。天监中，梁武帝敕命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对内府所藏古法书重新裱装，“更加题检”。所谓“题检”，应当包括两个工作：检，即整理核验，登记造册；题，即题写卷名及署名。题写署名便是押署。由于押署写于每卷缝处，所以南朝押署在当时的古法书上随处可见。
唐人对南朝押署并不陌生，可以想象他们鉴赏古法书时所见的南朝押署就像是今人所见到的印记。唐中期以后，大量的内府藏古法书流入私家，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有的私人藏家将其官方痕迹裁去。米芾在《书史》中言：“古帖多前后无空纸，乃是剪去官印，以应募也。”文中虽言官印，但道理相同。古法书上留存的诸多南朝押署随着时间的流失被逐渐裁去。至宋，鉴藏家将其视为判断古法书流传，评价其价值高下的主要依据，而南朝押署也由此成为造假者的作伪手段。除像米芾那样的鉴定家外，人们对于南朝押署就已经变得陌生。比如，在当时流传的《兰亭序》中留有徐僧权押署“僧”字的残影，恰在“不知老之将至”的“不”字右侧，欧阳修等人误将其识读为“曾不知老之将至”，由此，《兰亭序》文章产生了另一种版本。对于该句解读争讼一直延至清代
[7]
。
南朝押署目前尚属研究空白领域，相关资料极为匮乏。南朝押署的文献资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籍文献，二是法帖文献。其中法帖文献相对重要，可分为墨迹类与丛帖类文献加以考察。墨迹类文献有摹搨本与伪写本两种类型，其中摹搨本上的南朝押署可以视为南朝押署的真实样式。丛帖类文献则由于流传繁多，情况最为复杂。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曾依据容庚《丛帖目》记载的相关丛帖一一核对，目前找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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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帖留有南朝押署，其中墨迹
12
种，所涉及的丛帖二十余种。通过这些法帖资料，我们可以得见南朝押署的基本样式。
唐怀充，南朝梁鉴藏家，晋昌人。据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
[8]
载：“梁武帝尤好图书，搜访天下，大有所获，以旧装坚强，字有损坏。天监中，敕朱异、徐僧权、唐怀充、姚怀珍、沈炽文析而装之，更加题检。二王书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并珊瑚轴，织成带、金题玉躞。”从中可得出与唐怀充有关的三点信息：
1
、唐怀充参与了梁武帝天监年间的一次官方规模较大的收藏活动；
2
、这次活动重点是为保护古法帖而进行的重新裱装；
3
、这次活动除裱装之外，还对其进行了整理，并在这些古法书上（进行）押署。
有关唐怀充的史料记载非常少，但与他一同参与鉴藏活动的朱异、徐僧权、沈炽文在文献中多少有所记载，尤其是朱异，《南史》、《梁书》中均有传记。从三人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唐怀充与他们一样，是梁武帝擅长法书鉴定的文职人员。我们在现存古法帖上能见到徐僧权、唐怀充、沈炽文三人并列的押署。
《述书赋》载：“繁多乃怀充”，意即唐怀充的押署在古法帖中比较多。在现存的古法帖中，除《伯远帖》外，带有唐怀充押署的法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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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分别是
：
（图二）
1
、王羲之《何如帖》
唐搨本《平安三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