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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市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转变的关系。我当初提出的“拇指定理”依然有效。按照这个规则判断，北京至少20年前就已达到裂变式分解的拐点，但北京却迟迟不动。时至今日，只得靠建设雄安新区这样的大手笔来解决错误空间增长方式带来的后果。
中国城市化空间扩张阶段（或者说城市化1.0阶段）接近尾声。一旦这个阶段错过，成本和风险都会迅速增加。即使采用同样的政策，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城市化1.0已经走完的城市，也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汉城和东京在高增长阶段犹豫不决，丧失迁都最好时机，就是前车之鉴。对手丧失的机会，就是我们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现在雄安新区抓住的虽然不是最好的机会，但却是最后的机会。
财新记者：早在2004年时，您就曾呼吁中央行政功能搬迁至通州，并称其是一次“丧失不起”的历史机遇。此后，您还曾提出，中央政府的存在使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公共服务存在极大落差，只要该落差不缩小，经济要素涌入北京的总体趋势就难以改变。在您看来，从本次雄安新区的定位以及中长期规划来看，能否起到减少落差、疏解非首都功能乃至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作用？
赵燕菁：
北京的问题不仅是因为公共服务好，同时更因为公共服务便宜。巨大的隐形补贴使得北京的吸引力无人能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通州和雄安不仅不能“救主”，自己都会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特别是雄安，犹如当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如果不能吸引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自己能否生存都会回是大问题。这方面曹妃甸、平潭都是前车之鉴。甚至成功如深圳，也只是截留了无法进入香港的经济要素。特别是在初期，从香港吸引到深圳的人口极为有限。没有港深边界，人口怕早就越过深圳涌入香港。港深之间的关系，是今天雄安新区所不具备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将“非首都功能”的机构迁到雄安。但我的判断，如果北京的公共服务落差没有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抵消，即使机构出去，人才也不会出去。当年三线建设迁往内地的企业、大学有很多案例供我们学习借鉴。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也被赋予很高的战略目的，但其效果却远不如坚持内线作战的粟裕。今天，大举建设雄安的风险，一点也不比当年小。
如果说，在城市化1.0阶段，是哪里有工作，人就向哪里集聚，是人口追逐就业；那么在2.0阶段，则是哪里吸引人才，机构就设在哪里，是就业追逐人口。这是今天的雄安和当年的深圳最大的不同。要想在短期内让雄安达到北京公共服务的水平，全国没有几个城市可以做得到，更不要说白纸一张的雄安新区。雄安新区是好的战略，但能否成功还需要高超的政策执行。行政手段可以提供“第一推力”，但之后雄安能否如深圳那样进入自主运行，还需要有当年深圳那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财新记者：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约等于一个深圳。您如何评价雄安的区位条件？就中远期规划来看，雄安平地造城的可行性如何？
赵燕菁：
面积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迁什么功能。作为北京的反磁力中心，如果首都功能继续留在北京，这个规模就是必须的，甚至还不够。同北京相比，香港的规模要小得多，深圳发展到今天也不能完全抵消香港的吸引力。雄安面对北京这一超级城市，一点不比30年前的香港小。没有足够的规模，自己的功能都会维持不住，遑论吸纳北京的功能。但如果迁的是首都功能，雄安本身就是磁力中心。即使小得多的规模，也可以达到类似甚至更好的效果。
在整个京津冀，最强大的市场流，就是“京-津”城市走廊，这一走廊和当年的“港-穗”走廊类似。深圳正是依托这一走廊，完成了令世界惊叹的崛起。放眼京津冀，能形成深圳规模“反磁力中心”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京-津超级走廊”上的大兴-廊坊-武清。但由于过去对这一战略区位认识不足，这一地区不少已被外溢的功能填满，地价也难以做到深圳当年那样的超级洼地。剩下的雄安地区也就成为次优的选择。从中远期看，雄安要平地造城，就必须有比深圳更高超的运营水平。特别是一开始，在战略上就不能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