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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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体系都与加速主义观念相关，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新陈代谢需要经济增长，个别的资本主义实体之间的竞争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带来的技术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逐渐解体。在新自由主义形式下，其意识形态的自我表达就是解放创造性的破坏力，放任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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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尼克·兰德[2]
（
Nick Land
）十分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点，他有一个短时但有着催眠效果的信仰，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速度，就可以产生全球变革，走向无可匹敌的技术独特性。在这种资本观之下，人类将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智能发展的阻力，而遭到抛弃，智能可以在之前文明的现成碎片中来构建自身。我们可以快速运动，但只能在资本主义严格限定的参数集合之内运动，而资本主义自己不会动摇这些参数。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地方视阈下的不断增长的速度，单纯的不假思索的向前冲，而不是在宇宙可能的空间中航行、发现实验中的加速运动。我们认为后一种加速模式才是最根本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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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承认，更糟糕的是，从一开始，资本主义的速度一方面在解域化，另一方面也在再结域化。进步被限制在剩余价值，劳动力储备大军，自由流动的资本框架之下。现代性被还原为经济增长的统计学标准，从我们共同的过去抽取一些拙劣的廉价品来装饰社会革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解除管制，恰恰对应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归根本”，即回归家庭和宗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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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更长的区间就是以它将自己设想为现代性的媒介，在字面上设定为现代化的同义词，与此同时许诺了一个在结构上无法提供的未来。的确，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它并没有确保个人的创造力，它反而倾向于消除认识上的创新，倾向于一种安排好的交往的情感生产线，对应于全球供应链和新福特制下的东方生产区。每一年过去，精英的知识工人的小知产阶级都在大量缩减——逐渐增加的算法自动化，已经在情感劳动和脑力劳动上铺就了道路。新自由主义，尽管它认为自己是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事实上，它仅仅是避开七十年代出现的价值危机的偶然手段。不可避免的只是危机的升华，而不是它最终克服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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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尼克·兰德一样，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与那些太过熟悉的批判相反，甚至与当代马克思学的行径相反，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编他的世界，他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他并不是一个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试图用之分析和介入，理解现代社会的所有的剥削和腐败，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他的目标不是反转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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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列宁
1918
年《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写到：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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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注意到，不能将资本主义视为真正加速的代表。同样，认为左翼政治就是反对技术加速，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误解。的确，如果政治左翼还有未来，那么这个未来是最大程度地去拥抱这种受压迫者的加速主义的趋势。
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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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今天左翼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坚持平面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这种政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走向失败。相反，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就，比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更进一步，而群众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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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多工作。这是一个引子，说明了为什么战后主流的经济学家会相信，经过启蒙的资本主义会朝着进一步削减工作时间的方向前进。在《我们后代的经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