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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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强，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 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 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小说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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