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改革总体上是市场取向的，但目标并不那么明确清晰，措施的重点更莫衷一是。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方案办）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
回想我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面对时代的需求，认清自己的能力，找准自己的定位，抓住人生机遇，这是我的第一点感悟。
第二，认准目标，不断学习，逆境中敢于坚持真理
我在方案办财税组工作期间研究财税改革，在税制上主张推进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规范十分混乱的企业利润分配形式，引入企业所得税。可是到了1986年夏天，国务院认为配套改革风险太大，主张全面承包，即信贷、税收、利润、外汇，甚至再贷款，按行政层次层层承包。这种全面承包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在此之前，我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南斯拉夫所谓“契约社会主义”、“多中心国家主义”造成通货膨胀、经济低效，甚至离心趋势的后果。我深知其危害。
在1987年一季度，我看到通货膨胀的迹象，并分析了承包制带来的机制性的顺周期作用。通货膨胀，使得包死给上级和国家的部分贬值，留给自己的部分扩张。如果全社会都是这个倾向，中央政府是无能力，也无手段制止通胀的。我的一份报告警示1987年四季度开始将出现通货膨胀，次年更为危险。
果然，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
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在1986年下半年后，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停止工作了，而我次年对通货膨胀可能性的警示也未起到作用。当时钱颖一同学告诉我，经济学前沿正在转到不完备信息条件下的机制研究，如公共选择、机制设计理论。我有心再到学术界充电，于是调到社科院财贸所。
不久，我调到上海市体改办，感到这是一个施展才华，做出贡献的机会。在上海主要参与了浦东开发的政策研究、上海证券市场建设以及相关国有企业转制的工作。
经济学是面向公共政策的，要有报国之心。当然，有的同学给自己的定位是在探索真理之海中遨游，那也要有公共之良心。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要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提炼事实、切中要害的能力，和1500字之内把问题表达清楚的能力。有功底就有胆识，才能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还要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学海无涯。
致力于公共政策之士，学习的是观点、方法，把握结论成立的假设条件，以及出现偏差的约束条件。在逆境中不要随风逐流，要敢于坚持真理。这是我的第二点感悟。
第三，春风吹来时，在推动改革整体性跃迁中发挥才干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国家体改委任宏观司司长。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开始，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