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注重一个“食”字。熟人见面，寒暄之词往往是“吃过了？”－－“吃过了。你呢？”－－“吃过了。”然而，就这么一个“食”字，却困扰了我们数十年。这里说的不是“三年大饥荒”，而是平常日子。
粮食定量供应，分大小口。成年人月供应标准多在二十五斤半到三十二三斤之间。城镇居民二十五斤半。机关干部、教师等要多一点，好象是二十七八斤。体育教师又比其他教师多一点，因为他们要带领学生跑，跳，打球，消耗能量多一些。一线工人要多些，重体力劳动者则更多一点，有三十多斤。中学生也有二十八到三十斤，因为他们正在生长发育，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成年的孩子则分年龄段，给予不同标准。孩子出生，凭出生证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到粮站办理粮油供应证，于次月正式供应粮油。
每人月供菜油四两。
农村中的农民称之为“农业户”。相对于城镇“供应户”，他们则为“另册”，注定是不平等的。他们由公社大队决定口粮，每人一年大约三百多斤原粮(即稻谷)，秋后“分红”时一次性决算。口粮标准远不及城镇人口，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来说是不够的。能力强会算计的人家，从长计议，厉行节约，多种瓜薯豆菜，日子尚能温饱。能力不济的人家则总是青黄不接捉襟见肘，甚至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农村中的经济作物地区，如黄田石井坑茶林队，不产粮食，他们的口粮也到粮站购买；也发一张不同于城镇户的供应卡。称之为“经农户”。“经农户”比“农田户”事实上又要高“半格”，多了点保障。所以黄田的农田户总是想方设法迁往茶林队。
一切米、面、杂粮，包括玉米、红薯、土豆、山芋干……一切由它们加工的制品，均凭粮证或粮票供应。但不是你想要什么，粮站就供应什么；而是粮站有什么，你必须买什么。
一切食品店里的糕点零食，一切饮食店里的干饭稀饭包子油条粉皮发糕粉丝面条馄饨水饺……均收取粮票。
粮站并不是全部供应大米和面粉，而是经常搭售杂粮，如红薯，玉米，山芋干。逢年过节则有可能搭售一点糯米、“富强粉”，供人们裹棕子、包饺子。平时一般没有。五斤鲜红薯抵折一斤粮，人们都觉得划不来。玉米、山芋干则是一斤抵一斤。山芋干质量奇差，多为淮北加工，不但脏兮兮，里头常有老鼠屎、破棉絮，而且发霉味苦，难以下咽。后来食堂变换花样，将山芋干磨成粉，做成黑黑的“汤圆”，照样难吃。粮食不太紧张的人家多半选择放弃。新鲜山芋和玉米多碎成小颗粒，夹杂在米里一起煮。小时候在榔桥养父母家，几乎顿顿是这样的伙食，我都吃怕了，不想吃。养母则耐心地告诫我：“小把戏懂事点，不好吃也要强强地吃一点。这种饭菜能吃得长就不错了。往后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日子哩。”后来，不幸被她言中。
出门办事，不带足粮票是无法生存的，有钱都买不上吃的。上海人真“精致”，居然发行“半两”的粮票。据说“半两”粮票可以买一根油条，或者买一碗小馄饨。武汉人则“大大咧咧”，传闻一根油条居然收二两粮票，那油条该有多大？多少人吃得起？远不及上海人会精打细算。逢年过节发放肉票、鱼票、鸡蛋票、糕点票、糖票……平时没有。平时干脆不卖，或者隔三岔五地卖一下，或者刚开开门来，很快就卖完了。象征性而已。猪肉不贵，最早四角几一斤，后来涨到七角几一斤。想买肉的人总是很早起来排队，冬天裹着棉大衣“猴”在街边等。天亮了，开门了，卖肉的来了，于是人头攒动，跃跃欲试，一齐喊：“一个个来，不准插队！”
猪肉很快就没有了，说卖完了。后面排起长长队伍却又要空手而回的人不甘心，不满意，操娘日妈骂声不断。于是站在肉案边坦胸露背趾高气扬的屠夫不高兴了，将手中屠刀“咣当”一声掷于肉案上，大声嚷嚷起来：“你再骂，再骂？再骂老子撕你的B嘴！”－－“就要骂！肉到哪里去了？”－－“肉到哪里去了？老子吃了！一头猪老子一个人吃了！怎么样？有本事你跳天去，有本事你骂上头去！”有一度，食品公司也动脑筋想办法，将猪肉分割成二两五钱一份，以篾编小盘盛起，排队购买者每人只准买一份。能买到肉的人多些了，但只有二两五钱。而且最后还是有人买不着。
乡间的猪肉供应要好一些，不是十分紧俏。于是我们逢年过节常常结伴或托人到乡间去买。乡间为什么好一些？其中有一条原因确凿无疑：乡间农民更贫困，多数人买不起猪肉。相对而言，市场就缓和一些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太园公社下乡。当地供销社每天都有猪肉供应(不是天天杀猪，而是头天未卖完的肉次日再卖)。食堂炊事员老张，有时候单独买二两五钱瘦肉，做成汆汤肉，以大碗盛起，蒸于饭锅上。中午买饭时，锅盖一揭开，一阵香味扑鼻而来，令人直咽口水。老张连忙小心翼翼将汆汤肉碗端起来，搁于一边，口中念念有词：“不要弄泼了，这是张主任的。”张主任就是公社管委会主任张元涛。他间或请老张代他烹调这样一份汆汤肉，价值一角八分五厘。张主任不是沾食堂便宜，而是自费。凭心而论，那时候基层还没有公款吃喝，都得自己付钱。
不久，我们一伙人参于太美大队筹办村史展览馆，都在大队食堂就餐。有一天村里杀猪，我们委托炊事员单独买肉炖了一罐肉汤，大家平分，每人一碗。感觉其味无穷。甚至后来几十年，每每喝汤之际总不忘记这一次;总觉得哪一次都没有这一次这么好吃。不知道什么缘故。
偶尔也发猪油票，更多时候还是排长队购买。如果卖炼过的冻猪油，人们的抢购心态则要平和一些。在那种食品匮乏年代，老百姓油水缺乏，猪油被认为好东西，金贵得很，常常被作为上等礼品送人。不象现在无人问津。我那时经常被抽到宣传部帮忙写材料，经常开夜差。部里的主办科员吴宗庆总是在食堂买些锅巴，夜里泡锅巴吃。一天，吴宗庆说：“小朱，今天晚上有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家里人带猪油来了。我们吃猪油泡锅巴，喷香。”猪油泡锅巴，再撮上一点盐，果然好吃，果然喷香。
油条也奇缺。有一天儿子病了，食欲不佳。我问他：“想吃什么？想吃什么爸去买。”儿子说想吃油条。于是我立即出门购买。油条归“饮服公司”卖，就在荷花塘畔。我耐心地排队，耐心地缓慢前移。突然，卖油条的小萧喊：“没有了！卖完了！”我傻眼了，前面只有一个人了，就要轮到我了，怎么就没了？儿子竟如此命苦，想吃根油条都吃不上？他老子怎么这样无能，这么点愿望都满足不了？每每记起，总觉得对不起儿子。
蔬菜，豆制品，到蔬菜公司购买。豆制品按季度发票，蔬菜不凭票。蔬菜也是供不应求。每当来了一批蔬菜，如大白菜，辣椒，茄子，营业员们都要挑一些好的留下来，自己要，或者做人情。豆制品也是一样，臭干子酱油干子一到，她们立马将大而厚的干子留存起来(泾县卖豆腐干论块，而不是论斤两，厚薄之间差别很大)。动作之快令人嗟叹，如风卷残云。排在后面的人常常扫兴而去。那里面有我两个熟人，对我还算客气，每每“匀几块”给我。而我却无以为报，暗自羞愧。
冬天蔬菜少，以青菜萝卜为主，以腌菜为主。入冬以后，各家各户乃至食堂，都要腌菜。高杆白菜上市的时候，人们便整板车整担地买来，晾晒在竿子上、墙头上、屋面上，青青白白，整整齐齐，很好看。晒软洗净以后，就可以腌了。腌菜用的是大缸，男人赤了脚进去踩。一层层铺菜一层层踩实(也有人间杂萝卜于其中)，最后将准备好的青石压在上面。便是全家人一个冬天的用菜了。
单身汉的时候，我们吃食堂。食堂与食堂相比，差别也很大。我们文教局食堂最“吃蹩”，最差。一个管理员，一个炊事员，供应什么吃什么，清汤寡水；没有任何“门道”，没有任何额外的油水。我们便去附近商业局食堂就餐。这个食堂很大，所辖几个公司的干部职工都在这里就餐。经常有肉食供应，还有馒头包子，还有咸鸭蛋松花蛋，叫人刮目相看。文教局食堂没有，总是咸菜，山芋杆子炒青椒。但商业局食堂要收取“小伙食补贴”，每月一元五角。这份补贴本可以由单位支出，但文教局会计不同意，说这份补贴只能补给自己食堂。谁叫你不在本食堂就餐？后来发现县委会食堂也不差，也很大，花式品种也不少，我便去搭伙－－反正凭钱凭粮票，又不是白吃。我这样鼓励自己。时间长了，管理食堂的查会计也要我交“小伙食补贴”。我没得给，跟他扯皮：“我经常帮你们做事，买点饭吃还不可以？”－－“你帮哪个做事了？你又没帮我做事。”－－“帮你们县委做事呀。不信去问宣传部(“文革”期间叫宣传小组)。”查会计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无意顶真，便松动下来：“你回去要嘛，要到就给我。”县委食堂常有鱼肉供应，还有腊肠。一节一节的腊肠蒸熟了，不切成片，也不切成段，而是整节出售，三四寸长，要买就是一节。整节腊肠搁在饭碗里，有点怪怪的，容易产生不雅的联想。
买饭排队，谁都一样，经常排起一条龙。有一次，王乐平书记排在我后面，隔了一个人。王书记拿一个大碗，拿一双筷子，仰着头，不时地哼上几句总也听不清的歌词；食堂里敲碗的声音不断，王书记偶而也掺和其中，也敲敲碗，问：“今天吃什么菜呀？”－－“包菜找(炒)肉丝！”(调侃，说炒肉丝里肉太少)－－“啊，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