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葛兆光指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为先导的海外新儒家尽管痛心于传统文化的飘零，还是基本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并在学理上致力发掘传统中国儒家思想与其汇通之处。然而大陆新儒家却认为，承认这些价值，本质上便是“自我夷狄化”。换言之，大陆新儒家将价值之争变成了种族之争，更从种族之争引申到了力量之争。大陆新儒家的另一大特点，是将关注从文化转向了政治。海外新儒家主要关注社会伦理、人文精神和思想资源的阐发上，期望在文化和思想上重建信仰。而大陆新儒家却要求从心性儒学转向政治儒学。
1.葛兆光指出，大陆新儒家确实看到了现代中国对清朝疆域规模与族群结构的延续，以及当前面临的国家统一、族群团结、民族认同之挑战。然而其所谓的“天地人”三种合法性绝不具有其所渲染的那种超越性或永恒价值；就制度设计而言，“庶民院”、“通儒院”、“国体院”实际上参考了西方的制度设计，然而儒家学者（“通儒院”）或贵族精英（“国体院”）无法赋予自身权力天然合理性，这个设计更难自我证明为良好整体；最关键的是，凝聚国家、消除族群隔阂的根本，是在人民做主、社会公平和自由的基础上推动制度认同，并为国民提供安全、幸福和自尊，使之自觉自愿地认同国家和自身国民身份——新儒家所期望的社会，不仅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更是弃人民主权和社会平等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