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
但在我一年级的暑假之后，一切都变了。我的母亲陷入了一场可怕的产后抑郁，并被施与了电击疗法，以当时1959年的方式。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她当年的精神科医生给了她两个选择。一个是长程精神分析，但我母亲当年根本负担不起；另一个就是
“
见效快
”
的电击疗法。她选择了她以为对她和对她的家庭更好的方式。
于是，患抑郁症之前的那个她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而那个从医院回来之后住在她身体里的人，再也不是我认识的母亲了。那之后的很多年，在我参加过很多次心理治疗之后，我才真正能够表述清楚我所经历的那场失去。
然而，母亲仍旧是抑郁的。每当我回到家，我都能嗅出屋子里透着的抑郁的气味，因为那种瘴气弥漫着我之后很多年的童年生活。我年轻的父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压垮了，并在我之后的童年里变得越来越易怒、越来越可怕。
从那以后，
我就变成了我父母的“父母”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决定要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并让一切都好起来。我必须对我周围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复杂的情感保持敏感，并慢慢摸索如何能够平息父亲的怒火、如何让母亲从抑郁中走出来、如何陪伴我那年幼的弟弟。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身边熟悉的女性治疗师也多多少少有相似的经历。我之所以分享我的经历，不是为了博取同情，更不是想要怪罪我的父母，因为当年的他们只是一对得到了愚蠢的治疗建议的、心理脆弱的年轻夫妻。他们已经尽自己所能做到了最好。
相反，我想说的是，遭遇不幸的家庭经常能够因此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并要求他们发展出适合做心理治疗师的一些技能。
我学会去观察，去发现规律，去采访家属（我的姨母；还有我后来的姥姥，她曾经差点结束了自己和她女儿的生命）。我还学会了，当有个人对你怒吼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保持冷静。深呼吸。尽可能别哭，因为这好像会让他们变本加厉。找出怎么样才能慢慢平息他们的怒火。顺从。）
母亲寻求自助的过程，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持续性抑郁障碍 (dysthymic disorder)，也了解了行为激活 (behavioral activation) 和培养掌控感能对抑郁情绪提供有效帮助。
我明白了什么是脆弱无助的感觉，也学会了怎么去面对、去解决比自己渺小的存在要大得多的问题
。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更有同理心，让我能够与许许多多后来走进我咨询室的人们找到强烈的共鸣。
在我的家变得支离破碎之前，我只是一个有点以自我为中心的、普通的小姑娘。而在这场打击之后，我必须学着协调，学着理解，因为家里的每一寸空气里都充斥着大人们痛苦的情感，而我能够不因此而窒息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这一切达成和解。
我要做一个能够像 Springer 博士一样，把我从我童年最深的绝望里解救出来的人
在我四年级那年，我童年最痛苦的一段时间里，我决定了要做一名心理学家。
在9岁那年，我因为是老师最不喜欢的学生而过得格外辛苦。我的父母虽然想要关心我，但却由于自己的痛苦而无暇保护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