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政治学人推出“青年与经典”系列活动，探讨国家能力研究的前沿进展。四位青年学者和两位资深嘉宾从多维视角深入探讨巨变时代国家能力研究。吕俊延、高岭、李立、郑思尧、郭台辉、黄冬娅等学者分享各自对国家能力、铁路遗产、国家信息能力的研究。国家能力成为解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福利供给、应急管理等议题的重要工具。学者们探讨国家能力的定义、测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铁路遗产对国家建设的影响。郑思尧关注数字时代的人口流动冲击、社会复杂性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强调国家信息能力的理论视角及其定义，并讨论国家信息能力建构与社会复杂性的关系。活动推动学术界对国家能力研究的深入理解和创新性思考。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国家能力研究的背景与重要性
政治学人推出“青年与经典”系列活动，旨在汇聚新锐学者探讨国家能力研究的前沿进展，推动学术界对这些经典工作的深入理解与创新性思考。
关键观点2: 国家能力的多维视角
四位青年学者和两位资深嘉宾从政治经济学、铁路遗产、国家信息能力等多维视角深入探讨巨变时代国家能力研究。
关键观点3: 国家能力研究的理论贡献
学者们从定义、测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对国家能力进行探讨，并关注铁路遗产对国家建设的影响。
关键观点4: 国家信息能力建构
郑思尧关注数字时代的人口流动冲击、社会复杂性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强调国家信息能力的理论视角及其定义，并讨论国家信息能力建构与社会复杂性的关系。
关键观点5: 活动意义与未来展望
活动推动学术界对国家能力研究的深入理解和创新性思考，为未来研究提供有益推进。
正文
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应将法治能力、意识形态能力和合规能力等纳入国家能力的范畴。尽管这些能力有其知名度，但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对于这些分歧，我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应当被纳入。至于为何法治能力不宜纳入，这是因为法治究竟是制度还是能力尚存争议。而合规能力本质上是强制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的一种衍生，而非独立的能力形式。因此，本研究认为国家能力应包括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
国家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渊源
首先来看强制能力，这是大家熟知的马克思国家理论的一部分。
“强制能力”是一种最基础的国家能力，即国家在其疆域内对暴力合法垄断的能力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恩格斯，1965:194）。
汲取能力可能不那么为人所知，但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以及马克思本人关于赋税作为政府机器经济基础的观点，表明了这一能力的重要性。
“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税捐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恩格斯，1965:169）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有不少故事可讲了”（恩格斯，1965:195）。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马克思，1963b:32）。
行政能力则包括递送能力和信息能力两个方面。递送能力涉及政府官僚机构运行和管理公共品服务的能力；
“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1958:468）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恩格斯，1965:194）。而国家机关构成的官员也“…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1965:195）“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更也是一样”（马克思，1963a:358）。
信息能力涉及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国家收集信息和做出高质量决策的能力。这些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充分论述。
如果不存在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大众的需要和偏好以民主方式表达并得到明确认识的有效机制，那么社会专制主义（即压迫）和经济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国家管理经济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某种渐进改革而逐步培养起来。（曼德尔，2002）。
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只有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才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列宁，1960）
在意识形态能力方面，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讨论，尽管意识形态并非马克思创造的概念，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非常著名。本文将国家的意识形态资源的再生产以及向社会输送的能力定义为“意识形态能力”。
马克思在某些段落中对意识形态采取了中立态度，将其视为一种系统性的观点或观念的塑造和再生产过程。
“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1960:52）
这与后来如诺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论述相呼应，他们都倾向于从中性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一个社会集团的领导权表现为“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前者几乎与暴力特征的强制能力同义，而后者则是被领导集团基于意识形态认同的服从，并且后者是不可或缺的（葛兰西，2000:38-39）。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国家包括履行强制能力的国家机器和生产、输送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两个方面，后者包括宗教、教育、工会、传播媒介和家庭等。无论是葛兰西还是阿尔都塞，他们的批判更多是针对资本主义或异化现象中的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国家能力的四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行政能力和意识形态能力——都追溯至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回应了在国家能力研究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引用韦伯及其他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而忽视了马克思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所有这些理论或概念都有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因此，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能力不仅是为了理论溯源，更是为了提供一个不同的分析框架。
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的马政经理论框架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属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一部分。机械唯物论的解读过度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低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制约作用（高晨曦，白明泽，202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的机械唯物论视角，以便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的框架。
在提出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框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观点。新政治经济学范式认为，国家能力影响经济发展主要有三个途径：提供产权和法治环境（Besley and Persson，2011; 0’Brien，2011）、建设基础设施（Dincecco，2017;Acemogluet al.，2016）以及实施产业政策（福山，2017）。然而，阿西莫格鲁等人指出，国家能力强并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国家能力弱也不一定阻碍增长（Acemoglu et al, 2001;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这意味着国家能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决定关系。目前的新政治经济学范式给人的感觉是国家能力强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大多数经验证据支持的是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但这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或其他问题，需要进一步检验。即便不考虑理论范式，仅从直观感受来看，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探讨国家能力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资本积累不仅需要企业的投资，还需要工人的就业，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政治学认为经济增长需要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实现不是凭空发生的，需要一系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所谓的积累的社会结构（SSA）维度。SSA维度包括积累的当事人、积累的动力系统性条件等因素。具体而言，这涉及到劳资关系、劳动关系以及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工资、劳动强度、贸易条件、产能利用率等一系列因素，进而影响利润，最终决定资本积累能否顺利进行。
资本积累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增长水平。在SSA框架中，企业的社会结构是一系列社会制度安排，能够保障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是积累的当事人。积累的动力来自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结构。然而，这种社会结构本身也需要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引入国家能力可以将积累的社会结构内生化。国家能力通过塑造积累的社会结构来支撑利润率、工资增长和生产率提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这就是积累的系统性条件。此外，实现高水平的竞争还需要合作性技术，类似于劳资合作。通过产业政策与SSA结构相结合，形成新的租金机制，能够推动高质量的发展。
在政治学视角下，经济增长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是利润率的修复、工资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同时发生，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后续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感谢政治学人和吕俊延老师的邀请。政治学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公众号之一，能够有幸被邀请是我的荣幸。同时，这次机会对我来说非常宝贵，让我有机会聆听学界前辈老师郭台辉教授和黄冬娅教授的指导，并能向高岭教授和郑思尧老师学习。今天我将关注一个主题，即铁路遗产与当代国家建设的关系。
铁路遗产与国家建设：经济、城市与国家发展
关于铁路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丰富。铁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例如，《美国经济评论》（AER）、《美国经济学刊》（AEJ）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探讨铁路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章，内容涵盖如何降低运输成本、提升工业化水平以及提高收入等方面。此外，还有许多研究关注铁路如何促进市场整合。为此，我与浙江大学王正绪教授合作，在几十年前新中国铁路遗产和当代国家建设——这组关系上作了一些基础性的探索。
我的研究重点在于铁路遗产，遗产研究始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他一部分研究是关于国家能力，他研究的视角是遗产。许多研究从殖民制度的角度切入，探讨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半殖民地或封建国家的发展。欧洲殖民的历史对当代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哈佛大学的研究者Melissa Dell通过断点回归分析了殖民制度对当代国家发展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研究者如Daniel Mattingly等人在此领域有卓越的发表，以探讨这些制度对国家建设及对当地国家能力发展的努力等等。此外，还有许多研究探讨了古代或近代科技遗产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在此不多赘述。
也有很多关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铁路或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建设影响的研究，其中一个研究方向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探讨铁路建设如何影响城市结构、劳工需求的分配和配置以及工业布局的变化。例如，一篇发表在《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的文章研究了二战后德国机场的重建对工业布局的深远影响，这对我们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我们这篇文章的假设立足于政治经济学视角，强调的是可持续的因素及其持续影响。
比如说，2016年的一篇文章研究发现，乌干达的许多铁路是在民主化之后建造的，例如上世纪中期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这样的老式铁路，以及民主化前由殖民者建造的蒸汽铁路或煤气铁路。随着时间推移，许多铁路消失或运营量大幅减少，相比之下，乌干达国家建设者在该地区布局的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些国道的投资边际效益远低于之前的铁路。原因之一是，铁路在当时已经促成了人口和经济的集聚，这种集聚效应难以被后续投资所抵消。
三个核心假设：距离、公路与铁路等级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以下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距离火车站行车距离越短的乡镇，其国家建设水平越高；
第二个假设是，主要公路（包括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与乡镇中心的行车距离与当地国家建设水平无关；
第三个假设是，乡镇中心与火车站之间的行车距离越短，当地的城镇人口越多。
以宝成铁路为例的实证分析
我们以1953年建设的宝成线为例，该铁路从宝鸡到成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期间的主要建设项目之一。中国的铁路主要依据其承载能力的不同分为五个等级，这条铁路在1958年通车，至今仍是以“绿皮车”的方式运行，沿线车站大多为4级或5级。我们选取了从阳平关站到秦岭站这一段，这段铁路至今未有其他交轨铁路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