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尽管他们的抵抗对德国军队而言影响甚微，但他们执着地表达着想做些什么的意愿，以及通过自己的行动与法国民众产生共鸣，让民众渐渐开始质疑所谓的既成事实。对最早的抵抗者（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而言，抵抗占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勇敢的责任。”
（16页）
他们也会这样描绘自己的形象：“我们这么年少，可以轻易去往任何地方，一边假装自己在玩游戏、胡言乱语、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一边闲逛到工厂外边、军营或德军运输队附近，在厨房里或人行道上闲逛，翻越围墙。一切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甚至会得到女孩们的帮助（当她们也能被招募时）。”
（109页）
这也是在好莱坞电影中时常见到的镜头，通常接下来就是交换情报或散发传单。只不过青少年的抵抗行为实际上要比这些形象要复杂得多，经常也是要枯燥得多。
罗斯伯顿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和关键的问题：“在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里，什么才是‘抵抗’？‘抵抗’并不一定要向占领军或警察开枪，也可以是像传递纸条，悄悄转述在BBC上偷听到的消息，或把钉子扔到德国汽车的轮胎下面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抵抗’可以很短暂，就像一个少年在拥挤的电影院里跳起来大喊‘戴高乐万岁！’；也可以很危险，比如藏匿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或把人悄悄带去西班牙或瑞士边境；也可以很安静，就像一名老师温和地提醒学生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价值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占领者在逮捕犯人后使用的手段极其残暴，如殴打、勒索和折磨，但他们在设计招募间谍、追踪通信线路、分析人口记录和耐心监视家庭与企业雇主时，则采取更不易让人察觉的手段，更多是引诱而不是恐吓民众。这些手段在今天仍在被极权主义政权或警察国家使用，而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
（225-226页）
是的，“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
在突然到来的被占领形势中，青少年既可以选择面对也可以选择尽量逃避，在选择面对之后也有立场、行动和方式的选择，继而还可以根据形势与自身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立场或重新选择回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无法回避的是彻底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被占领国的生活，无法回避的是每天目睹耳闻的发生在身边或远方的事情。“他们的想象中充满了战争的枪声和硝烟，即使这些战争尚未打响，还在酝酿之中。他们看到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政治、宗教和知识领袖们，如何日渐忧虑，也看到新闻是如何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糟。”
（18页）
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罗斯伯顿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主题的写作需要历史学家在叙述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处理‘青年’或‘青春’这样的概念并非易事。生理上的定义只能起到一丁点作用，用青春期来定义同样很麻烦，特别是从回忆录、书信和叙述中几乎不可能辨别这种生理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
（同上）
在占领军与卖国政府的残酷统治下，年轻人敢于反抗的“突如其来的勇气”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是全书的中心问题。罗斯伯顿认为，“许多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往往会被某种形式的离别或德国人的暴力行为，激发出突如其来的勇气。也许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弹，也许是自己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也许是目击有人被德国人殴打或射杀，也许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沮丧、愤怒和羞辱中崩溃——这样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继而发誓要报仇雪恨。当然，许多人会更加谨慎地行事，试图在这场不可预测的风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经忍无可忍的年轻人，会在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时冲他们大喊大叫或者竖起中指。”
（71页）
他接着引述一名亲历者回忆，这个少年开始设想长期生活在德国占领下，必须顽强工作、哄骗他们、安静站立、咬着牙关顺从，直到死去。罗斯伯顿说“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这个问题将成为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盲人少年、法国抵抗运动的杰出组织者雅克·吕塞朗（Jacques Lusseyran）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讲到1938年当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德奥合并的消息时，震惊得不知所措，他说“历史带着杀人犯的面具向我袭来”
（91页）
。这句话应该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警言之一，是对“突如其来的勇气”的一种注解。
在吕塞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占领国土上的生活情景是如何刺伤着青少年敏感的心灵，激发出反抗的勇气。他们睁眼就看到路上的德语路标，官方建筑上悬挂的鲜艳的纳粹旗，在商店和饭店外张贴的“我们说德语”（ Wir sprechen Deutsch） 的告示，以及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就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在德国统治下的最初几个月，常常被拦下来检查证件；让法国青少年更感到耻辱的是，那些检查站哨兵往往不比自己大多少。
法国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正是在老师的思想引领下走上抵抗的道路。当时法国中学教师大多是进步分子，有些甚至是社会主义者，部分教师在占领初期就加入了抵抗运动，当然也有人仍然拥护维希政府，相信贝当将法国从全面战争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是正确的。也有教师坚持向学生灌输不同的爱国主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以及国家为保护人权所进行的斗争。虽然教育部下令停止历史教师讲授1918年后的法国历史，但是吕塞朗最喜欢的一位历史老师在放学后关起门，为想留下的学生讲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从《我的奋斗》到戈培尔，一直讲到纳粹意识形态的种族特征；他冲着学生们大喊：“年轻的先生们，这不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这名老师很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和他的同伴们很可能会被维希政府解雇，但他们对这些是非分明的年轻学生将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
（94-9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