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直到16世纪末左右，一些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传教士才将关于中国的传统、习俗、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新知识带回到欧洲，并为新的中国形象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形象都受到耶稣会修士相关报告的绝大影响。作为中国耶稣会的创立者与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利玛窦乃是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者。他以及他的继任者们关于中国的各种文字在当时的西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在富裕中享受着安宁与祥和。帝国的统治者是一个睿智开明的皇帝，他按照理性的原则以及一种崇高的国家伦理来治理国家。而他的人民则被高尚纯粹的德性及其法则所引领。艺术与科学无比繁荣，无论高低贵贱，人们都会用同样的方式尊崇艺术与科学。生活在一个具有确定形式的系统中运行。战争与争吵是恶劣的，而和平与和谐才是最高的法则。与之相对的，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过三十年战争的摧残，持续的分裂与不断的战争让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贫瘠凋敝的景象。特别是对于知识界而言，新发现的来自中国的精神世界简直就像是一次天启。尤其是在法国，启蒙时代的哲人们，例如伏尔泰以及其他很多人，都在中国人的所谓“实用哲学”以及藉此得以建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上面看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理想。
在德国，耶稣会士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莱布尼茨的身上。他在1691年出版的《中国新事萃编》（Novissima Sinica）中这样写道：“如果有一位智者被选中作为裁判，来评判哪个民族更优秀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将金苹果[译按，来自希腊神话的比喻]递给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化最高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我们亚欧大陆两端所共同取得的，即欧洲和中国”。而克里斯蒂安 沃尔夫（Chrisitian Wolff）则在一个著名的演讲中将儒家道德与基督教道德等量齐观。
事实上来看，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中国在很多方面要比同期的欧洲优秀很多。但是，虽然利玛窦本人没有， 但是他的后来者们将中国的情况过于理想化了。当时的耶稣会士为了改善他们在中国礼仪之争问题上的地位，他们在巴黎对所有来自中国的报告进行了编辑和整理，将所有与中国理想形象不吻合的部分均加以删除或改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国被看作是是一个更好的、近乎理想的世界的原因。与此同时，在艺术上以及工艺品上，与中国有关的母题控制了整个洛可可时代的精细风格。但艺术家们逐渐将其转变为某种异域且古怪的“中国风”（Chinoiserie），该风格已经与真正的中国没有太大关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