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在慢慢陷入了沉默，他们在遁入书斋，慢慢沉淀为文化因子。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如果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就业生活，就会受到年轻人追捧和好评，其网络舆论和网络形象就会改善很多，相反，网络舆情会比较火爆，形象会比较灰色。这是网络话语权的代际权力变迁，以及对于网络舆论的影响。
80
后、
90
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他们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大学教育普及率和留学率很高，他们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获益者之一，这使得他们更有全球视野，价值观和技术观念也更具有超越性和优越性。在当下，随着
60
后逐渐退出舞台，
70
后也面临“数字鸿沟”“智能鸿沟”等知识老化的威胁，使得
80
后、
90
后，正在逐渐成为主角。
这两代人在今天，又恰逢中国在世界舞台历史性崛起、中美出现激烈竞争、
美国重回孤立主义政策取向的时代，这使得他们的人生，正好和国家发展、国际博弈等趋势同频共振、息息相关。
所以说，他们对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对于他们，都非常重要！
二、中国城市正在重估年轻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国家推动的发展运动，又颇多受到了自下而上的民间发展智慧的启迪，中国社会上下同心，再加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和中华民族勤奋劳动的传统美德，这汇成了不可逆转的发展洪流。
同时，又在
80
年代正好迎头撞上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过剩产业向外转移的趋势，恰逢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改革浩浩荡荡，一路高歌。它犹如一颗巨大的引擎开始启动，转动了中国命运齿轮，世界重心也慢慢倾斜。到今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而美国通过
30
多年持续的产业外迁，国内制造业渐渐“空心化”，在
2010
年前后醒悟过来，打算吸引产业回流的时候，历史趋势已经刹不住车了，即便威逼利诱强拉一些产业回国，但是强扭的瓜不甜了。这导致了美国国内民意和两党选情的历史性变化，最终导致特朗普两次上台执政。基本上，美国掉进的这个产业空心叠加民情激愤的大坑，没有十年之功，是很难走回正常轨道的。
今天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发现其本质上是个回归的过程。
回归常识、回归经济社会规律、回归人性化，毕竟十年浩劫，对于中国社会破坏太大了。但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过程，是高度依赖坚强的集中领导和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的。看看今天世界的乱局和一些国家的发展的折戟沙场，就知道这种现实国情的弥足珍贵。
改革开放的关键做法，是权力从集中走向下放授权，资源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国家和社会分离，社会事业快速发展；放开资源和价格管制，给少数城市特殊地位、建立深圳特区，再到城市化、工业化浪潮，运营城市理念开始出现，到招商引资、大拆大建，围绕
GDP
发展的理念确立，推动中国一步步走向世界
GDP
第二大国。当然，这个过程也制造了很多的不平等，网络舆情由此埋下风险种子，并在此后数十年持续释放舆情的威力。各种不公正、不平等的细节，又为近年来司马南崛起、马云退出江湖、资本评价逆转、群众追求“共同富裕”，埋下了时间的种子。
直到最近十多年，中国才发现一个更大的发展规律，
那就是随着各种政策红利、资源红利、制度红利的逐步释放，及利好空间变窄，中国未来的发展，对于城市群发展和年轻劳动力人口具有更大的依赖性。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现象往往是个人口红利现象，年轻人口对于一个地方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人口是生产力诸要素最重要的要素，在今天再次被验证了。
放眼国内不少城市，正在将放开落户条件限制，放松户籍管理，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江苏的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全面取消了落户限制。就是说，只要你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无论是不是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只要你愿意，就可以随时落户。社会发展的现实，倒逼各地开始真正重视人的因素了，而不再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筛选文凭的高低和学校的排名——在以前这种筛选机制下，人反倒不是主角，人像是封装在纸袋子里的面包，人们只看重袋子上面的厂家、出场时间、营养成份，没有这个袋子，再好的面包都可能被城市拒之门外。
年轻的人口，才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发展资本，也是面向未来的最大底气。
这使得近年来城市的竞争焦点，一个重要的指标是每年的新增的流入人口数量。中国社会关注新生人口的舆论，一直是个热点，背后是中国社会出现了重新评估年轻人的新视角。
由此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城市和年轻人的关系。
三、深圳和杭州的“企业家年轮”比较
既然城市开始将吸引年轻人当做另一种“招商引资”，而且是关乎未来的战略行为，那么产业结构、营商环境、适“青”化改造就必不可少了，也构成了城市的重要竞争力。
我以深圳和杭州为例，来谈谈城市的代际发展问题，以及年轻人对于城市发展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深圳和杭州在当下都是备受瞩目的明星城市。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两个城市，会发现他们截然不同的城市基因。
一个城市的头部企业和产业集群，是非常能代表城市基因的。
统计一下深圳的头部企业，包括华为、腾讯、比亚迪等知名企业，其创始人主要是
50
后、
60
后、
70
后生人；
再看杭州刚刚崛起的“六小龙”企业，虽然其影响和体量比不上同城的阿里巴巴，但他们在国际国内已经引爆了人工智能进入千家万户的潮流，展示了主导下一代产业走向的趋势和潜力，因此可以代表杭州的头部产业和即将崛起的头部企业。看他们的创始人（
如下图
），就知道杭州的企业家更年轻，几乎都是
80
后、
90
后的年轻人。
就是说，深圳著名企业的“企业家年轮”在
50
—
70
年代之间，而杭州著名企业的“企业家年轮”在
80
—
90
年代之间。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的，比如深圳大疆创始人是
1980
年的，但是根据上述代际划分，更近于
70
后；杭州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是
1960
年代的。
这种比较似乎意义不大，毕竟深圳的头部企业已经崛起数十年，到今天肯定是不能和杭州比较年龄的。但是站在今天，站在这个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新起点上，比较产业结构及其创始人的“年轮”，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比如，从产业来看，深圳更偏向于制造业硬件，而杭州则更偏重于网络软件。借用研究者的说法，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更依赖硬件和相关产业链，而杭州则更依赖软件企业及其背后的网络环境等。从世界产业竞争的趋势看，软件似乎更具战略价值，微软作为世界级软件企业，长盛不衰，就能说明问题，而中美竞争焦点转向人工智能，也是个过硬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