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适之这位风流少年，他在哥大一共只读了21个月的书（自1915年9月至1917年5月），就谈了两整年的恋爱! 他向韦莲司女士写了一百多封情书（1917年5月4日，《札记》），同时又与另一位洋婆子‘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通信，其数目仅次于韦女士（1915年8月25日，同上）。在博士论文最后口试（1917年5月27日）前五个月，又与莎菲（陈衡哲）通信达四十余件！在哥大考过博士口试的‘过来人’都知道，这样一个神情恍惚的情场中人，如何能‘口试’啊？！这样一位花丛少年，‘文章不发’，把博士学位耽误了十年，岂不活该！（《胡适杂忆》，增订本，1999）
作为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的这段文字，算是有些随心所欲，也因此受到了来自夏志清先生的批评。夏志清列出了胡适当年的成绩单，英文成绩少时也有80分，多时为96分。更别说与韦莲司写信交流或者恋爱也是有益于提高他的英文成绩的。
这些都不是关键，我想强调的是唐德刚对胡适的这种态度。
这是学者对学者的态度——可以欣赏他、爱护他，但并不仰视和包庇他。
也是因为这种平等的态度，尤其在我将胡适与董时进先生对比时，我很快发现了胡适身上的不足。胡适先生盛名虽然远在董时进之上，但就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董时进有更独到之处。关于这一点，亦容后再叙。
原本想写篇长文批评鲁迅及其研究者钱理群，前些天在路上一共拟了二十个小节，但是实在没有热情和精力一次写完，毕竟手头有更要紧的事做。今天从文本分析上略谈鲁迅的逻辑。
先回到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场著名的有关文艺自由的争论。当时，一些左翼如瞿秋白、冯雪峰、鲁迅等人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主张将文学一分为二，于是便有了好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坏的资产阶级文学（反动文学）。而以胡秋原、苏汶、梁实秋、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文学具有创作与审美的独立性，不为政治左右，不应做政治的留声机。由于不支持左翼对文学的粗暴划分，这些人甘为“第三种人”。
事实上，“第三种人”强调文学的价值时，并不表明他们是“艺术至上主义者”。在苏汶看来，文学作者追求艺术价值，和医生之讲医学，律师之讲法律一样，是他们的本行，这里面决不是定要包含什么“看不起艺术之外的其他一切东西”这种意味的。苏汶反对一些革命者借革命来压服人。因为那些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
与此同时，苏汶特别批评了瞿秋白等人将左翼革命文学视为武器。“而他们之所以要艺术价值，也无非是为了使这种开口作用加强而已：因为定要是好的文艺才是好的武器（实际上应当说，好的武器才是好的文艺）。除此之外，他们无所要求于文艺。”“他们左一个意识形态，右一个意识形态，以要求作家创造一些事实出来迁就他们理想中的正确。”问题是，“整个的革命都可能有错误”，那些文艺指导家们如何保证自己正确？而且，越是在斗争混乱、空前变化的年代，文学越要保持其独立性，其好处在于可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们认识社会。
鲁迅无疑是相信“武器文学”的。他直接否定胡秋原、苏汶、梁实秋等人的“第三种人”立场，认为在阶级对立的时代，想做“第三种人”是不可能的。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鲁迅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其后，他又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又论“第三种人”》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再次指出做“第三种人”之不可能。
鲁迅打比方说：
“所谓‘第三种人’，愿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