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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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许有点危言耸听。纵观古今中西，知识人主宰国家、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情形并不常见，譬如在中国古代，寻觅用玄理明世的案例，大概只有王莽，洪秀全勉强是一例；更多的情形则是知识人供政治驱使，哲学家为政治背书。然而，我们讨论的重心，不是结果，而是起因，即知识人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化解玄理的诱惑，以及用玄理明世的欲望。对此，我觉得再也没有比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结论更痛切的提醒：“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首先记住知识分子惯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说白了，无论什么玄理，都是为人服务，而非相反，让人为玄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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