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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政府一直试图减缓家族财富的积累。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凯撒（Augustus Caesar）就通过征收死亡遗产税来控制财富的传承。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思想奠基人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也曾批评财富继承制度。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也说过：“通过在死亡时对遗产征收重税，也是国家对自私的百万富翁不值得尊重的人生的一种谴责。”
美国在1916年采用了现代遗产税。近几十年来，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成功地削弱了这一税种，降低了税率，并提高了免税的遗产金额。如今，一对已婚夫妇可以免税转移大约2700万美元的财富，而超过这个数额的部分通常会按照40%的税率征税。
亿万富翁们将避税视作一种消遣活动。美国投行高盛前高管、曾任当选总统唐纳德·朗普（Donald J. Trump）第一届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加里·科恩（Gary Cohn）曾幽默地表示，“只有傻瓜才缴纳遗产税”。
显然，黄仁勋绝不是愚笨之人。1993年，他与另外两名工程师在加州圣何塞的丹尼餐厅（Denny’s）灵感突发，构想出了一种功能强大的新型计算机芯片，这一创意后来奠定了英伟达的基础。该公司起初专注于3D图形芯片的研发，但在21世纪初，其业务范围逐渐扩展至其他领域，例如为特斯拉电动汽车提供半导体产品。
2012年，黄仁勋与其妻子洛丽（Lori）迈出了第一步行动，旨在使其财产免受遗产税的困扰。
根据黄仁勋提交的证券文件显示，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不可撤销信托”的金融工具，并将58.4万股英伟达股票转入其中。这些股票在当时的价值约为700万美元，但它们最终将节省数倍于此的税收。
黄仁勋夫妇此举借鉴了20年前的一个成功案例，即1995年美国国税局批准的一项交易先例，税务专家将其称为“I Dig It”。（这是对所涉及金融工具名称的恶搞，即故意有缺陷的赠与人信托。）
“I Dig It”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不仅能够大幅度规避遗产税，还能有效避免联邦赠与税。遗产税是针对富翁在世时转让给继承人的资产征收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维护遗产税的征收体系。否则，富人可能会选择在生前将所有财产捐出，以规避遗产税。
以下是“I Dig It”策略的工作原理。假设富豪约翰·多伊（John Doe）决定将其1000万美元现金捐赠给一个信托基金，旨在为子女提供保障。只要他尚未达到2700万美元的赠与税豁免额度，他就无需为此笔捐赠缴纳赠与税。随后，该信托基金可以利用这1000万美元，再加上多伊提供的贷款，来收购价值1亿美元的股票。根据美国国税局1995年的裁决，这些股票在多伊去世时无需缴纳遗产税。
此外，“I Dig It”策略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假设信托基金持有的股票价值飙升了十倍，那么这些增值部分也无需缴纳遗产税。然而，这可能会引发高达2.14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账单，即9亿美元的收益按23.8%的税率计算。但根据国税局的另一项裁决，多伊可以代表信托基金缴纳这笔税款，而不会被视为给其继承人的额外赠予。
否则，如果信托基金自行支付资本利得税，那么留给后代的财富将会大幅减少。
“I Dig It”策略极其复杂，但同时也极为有利可图。圣路易斯资深信托和遗产律师迈克尔·穆里根（Michael D. Mulligan）曾协助制定这一战略，他将其称为“不断馈赠的礼物”。
根据提交给法庭和证券监管机构的文件显示，一大批超级富豪都采用了这种策略的各种变体。
媒体大亨梅尔·卡马辛（Mel Karmazin）的家族就使用了多个“I Dig It”策略。底特律活塞队的前老板比尔·戴维森（Bill Davidson）则利用这一策略成功避税超过27亿美元。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经营私人股本公司贝恩资本期间也采用了这种技巧，并在2012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提出了废除遗产税的主张。
美国国税局对一些它认为过于激进的避税措施提出了质疑。戴维森最终与国税局达成了和解。该机构声称，卡尔马辛家族的安排“缺乏经济实质”，并要求补缴240万美元的税款。但据卡马辛家族的一名律师透露，国税局最终放弃了大部分论点，并仅收取了大约10万美元的税款。
在黄仁勋的案例中，证券备案文件中提供的细节有限，但包括穆里根在内的多位专家表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一次经典的“I Dig It”赠与、贷款和出售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