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这不是出于秦皇汉武式的迷信，而是他长期关注生命科学得出的结论。
“我找到了解决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问题的新思路，找到了打开人类社会未来500年历史大门的钥匙。”
牟其中说。显然，时间改变了牟的容颜，但从未驯服他强悍的个性。只要他一开口，你就会发现，他的思维与表达完全像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记忆力惊人、逻辑严密、表达精准，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的眼神，十分之五透露出的是理性，十分之三是激情，十分之一是骄傲，还有十分之一，或许是天真。这几种成分，共同的底色是，他还相信某种确定性。
我不得不承认，在跟牟其中对话时，我脑子里总难将他的头脑和他的身体自然整合为一张多维立体图。或许，这样的身体因为有这样的头脑会觉得幸运；而这样的头脑因为与这样的身体匹配，会觉得无奈。灵魂必须寄居在有形的肉体之内，这，就是人生的实相，也是悲剧的起源。
但牟其中绝不会承认自己的人生是个悲剧，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计划中。
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实现这个计划，而且实现起来不难。
“我不冤枉”
很多人预计，牟其中一走出监狱就会像顾雏军一样为自己辩冤。这么多年来，他不就一直在写各种各样的申诉材料，并通过他的代理人夏宗伟递交给法院、政府、媒体吗？事实上，本刊此前就数次收到过这些材料。
“我不冤枉。”牟其中却对我说。他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他有他的逻辑。
他惯于宏大叙事，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总是强调自己与中国改革史不可割裂的关系，他甚至认为自己肩负着为民营企业代言的使命。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他认为自己三次坐牢（第一次，1975年至1979年底；第二次，1983年至1984年；第三次，从1999年至2016年9月27日。三次共计被关押23年零两个月。）都不冤枉，因为这三次坐牢分别达到了他的目的：
第一次坐牢是为给民营企业争取出生权，第二次是为民营企业争取生存权，第三次则是争发展权。
这样的人生定位是否意味着角色错置？牟其中说，他年轻时的经历其实已经注定了他一生只能走后来走的这条路。因为他前两次出狱都与中央领导的批示有关，他自然就产生了“报恩”的想法。他在1980年之所以创办全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直接的动机就是为了“报恩”。“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对我有极大的恩情。当年判了我死刑，两次都准备执行，就是因为上面打招呼，派人把我放了。我至少得讲点义气，要懂得感恩怀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吧……后来有人批判我，说我是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我无路可退。我要是退缩，怎么对得起保护我的人？有人说我热衷政治，我从来不承认，我只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但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下办民营企业，可能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任何人，只要你走到最前沿，就必须面对一个选择问题。”牟其中说，他既然是在为一种理想奋斗，自然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次入狱之前，他本来是可以跑的。
1996年3月的一天，身在加拿大的牟其中正在多伦多办事处吃晚饭，国内一个朋友给他打来个电话说，南德案已发，他千万不要回国。当时他亲人都在美国，从俄罗斯发射的卫星漂在天上，卫星业务的市场在美国，每年收入540万美元，他原本可以不回国，但他选择了立即回来。
他认为自己没犯罪，“当时我已经知道有人把我当成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如果我不回来，他们就可以随便说牟其中干了什么事，不敢回来了，而我没法辩护。这事儿谁让我碰上了？碰上了我就得顶住，
如果我不顶住，可能我日子好过一点，就像老鼠一样活着。但可能中国民营企业就倒霉了，民营企业家会被人认为是依靠诈骗、侵占国有资产致富的……
况且，一个商人的信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在应该尽责任的时候选择了逃避，下一次别人和你合作的时候就得防着你。”牟其中说。
当然，他也相信，这次跟前两次一样，还会有人保他，他说当时他看到了这方面迹象。他想，最多大不了再坐一次牢而已，要不了多久，他还会被放出来。
事实上，他判断错了，与他亲近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道历经岁月煎熬：这18年里，他的两个儿子一直在美国打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国探望。夏宗伟成了为他四处奔走的诉讼代理人，我几次见到她，她的眼神都透露出难掩的疲惫。我曾问她为什么不去找一份工作，过普通人的日子，她给我讲了种种理由，但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说，“习惯了。我要是不管他，谁管他呢？”
“发明理论很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