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天津的人口将近一百万。船只一般在距天津城大约三英里远的租界靠岸，租界里有很多西式旅馆，住着各国公使以及法国和英国商人。在租界和天津城之间有一些村庄,这些紧密相连的村庄构成了第三座城。我是被四个穿制服的轿夫抬着，穿过这些狭窄的街道去与总督会面的。外国人一般不敢走这些狭窄、人群过于密集且很脏的街道。
在正式拜访前，必须做到礼仪周到。天津领事馆的一名清朝雇员在轿子前头骑着白色蒙古马为我开道。他戴着大圆黑帽，帽子沿边翘起，上头还有一个华丽的红须顶，健壮有力的身体裹在厚厚的蓝丝绸长袍里，脑后垂着长、厚、黑的辫子。他的腿包裹在丝绸裤子里，脚踝和脚上套着白色的鞋底足有一英寸厚的肥大靴子。
西班牙画报上的李鸿章彩图。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OC) ALTER 研究组供图
时髦的交通方式
我的座驾是一顶华丽的轿子，上头盖着贵重的海蓝色的绸布，边角是精致的蓝丝绸。轿子在两根长约 25 英寸的竹杠上被四个轿夫晃晃悠悠地抬着，他们两两并排地走在竹杠中间，并用一根柚木支撑着架在肩膀上。竹杠被固定在横轴上，使他们可以同步前进。我们在两城之间花了大概半小时，途中，经常被苦力们推着的独轮手推车和上面堆积的货物挡住。天气阴冷，我裹着厚重的外套直打哆嗦，我的膝盖上还盖着一条厚毯子。然而，很多苦力们都露着腰。途中经过一个乞丐，他像伊甸园里的亚当一样赤身裸体，全身上下只有一块破布遮着，正在哀嚎和颤抖。我们穿过小巷，路过上千辆人力车，经过所有最拥挤、狭窄的街道，最后才走到一堵高墙前面,墙前栓着两匹马驹。
这堵墙包围着衙门，或者说是总督的府邸。我们穿过一扇大门，进入一个满是仆人和官奴的庭院里。我们在两扇涂着可怕图画的大门前稍做停留。据说这些图画画的是战神。随后，我被领入另一个庭院。这里也有一些官仆，他们都扎着辫子，服饰华美。我的轿子在这里被放了下来，我的名帖被从使馆来的清朝官员取走了。那是一条红色的、长约八英寸、宽约三英寸的红条子，上面印有两个汉字,是翻译过来的我的名字。不久，我就被领入前厅，在那里，安排此次会面的总督秘书罗丰禄接待了我。
等待总督
前厅的人群以及对我的接待，让我想起白宫刚开始执政时的情形。前厅有数百位黄皮肤、杏仁眼的人物。这些人看起来像是前来谋求一官半职。还有一些人坐在接待室里，显然他们的官职更高。他们穿着黑色丝绸长袍，沿边缝着精美的皮毛，帽子上装饰着代表官衔的顶珠。其中一人的帽子上插着很漂亮的孔雀翎，跟总督在华盛顿时戴的那种一样。在场的还有一位帽子上有红色顶珠的清朝官员。
这座房子看起来像一间木屋,大概 20 英尺见方，墙上糊着便宜的墙纸，用以盖住光秃秃的四壁。一个宽大的炕被红布盖着。在清朝，红色象征着富贵。炕上摆有一个小桌子，大约 2 英尺宽，6 英寸高。那些清朝人成对地坐在炕的一旁。仆人们端来茶水，我们一边抿着这种精心挑选的清朝饮料，一边等待。在场的官员们还抽烟，每一位官员都有自己的仆人在旁侍候。仆人在烟斗空掉的时候给他装烟，在火灭掉的时候为他重新点着。每次有新的客人进来时，屋子里的所有人都会起身, 鞠两三个躬，并同他握手。与此同时,笑容在他们胖胖的黄脸上蔓延开来。这是中国式的问好。
罗丰禄是总督的秘书,也是天津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我发现他非常博学，所知甚多。等候时，他同我讨论了斯宾塞的哲学，并告诉我，他是如何地相信赫胥黎和达尔文的理论。至于后者，他说，他相信适者生存说，而不是物种起源说。当我告诉他我读过孔夫子，并说儒家学说对爱默生 和卡莱尔有重要的影响时，他看上去很高兴。他和驻伦敦的清朝领事馆保持着长期联系，也曾派驻过柏林。他将陪同参与我和总督的会面，并充当翻译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