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4年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筹备接收工作初期，就已决定台湾不设省政府，而设立集行政、军事、财政、立法、司法诸权于长官一身的长官公署制度，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经济上继承日本的“专卖制度”，严格垄断物资买卖权。陈仪认为，事权统一，有利于平稳接收，能够使战争中破坏的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并且有利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抗战后内战箭在弦上，千疮百孔的国民政府显然无力为台湾拨款。
在贪污成风的环境下，不受约束的权力将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也许不在陈仪考虑范围内。他本人作风之端正到了“理想主义者”的程度，在同僚中始终不合群，自号“退素”，公然宣称我行我素。40年代在重庆，蒋介石给老资格的陈仪安排了行政院的高位虚职，受制于孔祥熙。陈仪看不惯孔的作风，与之在会议上拍桌子大吵，孔祥熙直斥陈仪说：“没见过像你这样固执的人！”蒋介石无奈只得把陈仪调走。
1945年，蒋介石派陈仪主政台湾，大致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陈仪屡惹人际麻烦，不如让他远离核心；二是陈仪清廉刚正，到异地可以服众；三是陈仪在日本留学多年，娶日本军官的女儿为妻，接管受日本统治过的地区，能够很快适应当地习俗和政策。
62岁的陈仪带着雄伟的政治抱负来到台湾，打算把这块海岛作为实验田。到台湾后，他命令将豪华总督官邸改作博物馆，自住普通日式二层楼，不设武装卫兵。没有子女，日籍妻子留在上海，他孤身一人，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每天提早一小时到公署办公，晚上推迟一小时下班，几乎从不参加应酬。
台湾人不能当官内地官填满“中山袋”，一人洁癖不能洗涤体制的脏污。来台之前，陈仪挑选老部下，主持培训班，亲自选拔了一百多人的政府班底。这些人及其他官员，一到台湾就效法内地，把接收变为劫收：日本人留下的住宅和财物一律瓜分，住宅内装修陈设运回内地家中；私吞海军运输舰作为运货商船；以收多报少的办法据农场为己有，坐享地租；遣返日侨时敲诈勒索；争纳日本女子为妾，还为此积极学日语……丑态百出，为台湾人不齿。内地官员都穿中山装，四个口袋，每个都比西装口袋大，一时成为贪污象征，台湾人讽刺官员不做事，只忙着“填满中山袋”。
陈仪刚愎固执，台湾士绅蒋渭川、林献堂等，向陈仪进言官员腐败，陈仪脸一红，极不客气地说：“你所谈的有什么证据呢？”一句便把人噎回去。他钦点的专卖局长任维钧和贸易局长于白溪贪污几千万元被参议会揭发，证据确凿，最后都不了了之。
本地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本来满怀希望，以为日本人走了，理所当然可以接替他们的位置，以主人翁姿态配合祖国建设台湾。事实令他们失望至极。农林处检验局局长叶声钟把一位有30年经验的台籍技正弄走，以自己姨太太补缺；高雄工业专修学校的刘姓校长，让不识字的岳父充任教员。在陈仪的长官公署，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全省简任官214人，台民仅12人。
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作者黄荣灿，重庆人，著名版画家，1945年到台北创办报刊和出版社。“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黄荣灿暗中创作这幅作品，两个月后发表在《文汇报》。他将作品送给鲁迅生前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原作现藏日本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1952年，黄荣灿因从事“反动宣传”被冠以叛乱罪，在台北枪决，时年32岁
1947年2月27日，专卖局六名缉查员在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逻查抄“走私货”。专卖局抓不到真正的走私罪犯，却拿小民为难。小贩闻风四散而逃，中年寡妇林江迈动作慢，被逮了个正着，公烟私烟现金都被没收。林江迈跪在地上求缉查员网开一面，抱住缉查员不放，缉查员用枪托砸她的脑袋，致使其头破血流晕倒在地。围观群众以为打死了人，一哄而上追打缉查员，其中一名缉查员慌神开枪，恰巧街边一个青年探头看热闹，当场被子弹击中身亡。
众目睽睽下杀害平民，整条街沸腾了。死者陈文溪是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其家人岂肯善罢甘休。缉查员逃到中山堂附近的警察总局，群众一路追过来，彻夜包围总局，要求严惩凶手。
2月28日上午，消息传遍台北，如一颗火星引爆火药桶，全城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群众首先冲向专卖局，将烟酒百货和钞票都扔到街心焚烧，殴打专卖局职员，致使两死四伤，官员的高级轿车停放路边，被掀翻点火。
陈仪为显亲民，平日里长官公署不设卫兵，2月28日这天，临时调来了警卫队。中午，请愿队伍冲向长官公署。当时陈仪已准备好稿子，配了翻译，准备到阳台上讲话。千钧一发之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下令卫兵用重机枪向人群开火，前排的人应声而倒。群情激愤下，局势失去控制。一批人涌向新公园，占领公园中心的广播站，向全台湾广播从2月27日夜至2月28日中午，政府杀害平民的事件。还有许多人冲上街头，向外省人泄愤。游行示威在台湾各地爆发，殴打外省人事件也在全岛此起彼伏。
日军从台湾征派到海南、南洋的退伍士兵返回后，无工可做，生活贫困。这些退伍兵和流氓，激进的青年学生，头绑白布巾，打扮成日本浪人的模样，大骂“支那人”，“清国奴”，看到穿中山装的就施暴，衣着分辨不出来的就要求讲句闽南语，当街唱日本国歌《君之代》，以证明是本省人，稍一迟疑则遭到殴打。
许多士绅、教师和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将外省人送到学校、礼堂、收容所等地集中保护。国民参政员林献堂将财政处长严家淦保护在自己家中，当群众杀过来时，林献堂说：“这个人对台湾是好的，你们要严家淦的话，先要踩过我的身体才可以过去。”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时任台南曾文区民众保护区长，在当地很受尊重，他叫青年放下武器，有人不从，端起枪对准他，持枪者的家属迅速靠拢到丁名楠周围保护他。当国民党军警持枪来曾文区镇压时，丁名楠挺身而出，撕开衣服对着枪口怒喝：“敢开枪者朝这里打。”终于保得曾文区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
1947年3月1日开始，民间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高校教师和学生满街张贴海报，呼吁停止殴打外省同胞。台北市参议会推举省参议员王添灯等人去和陈仪谈判，陈仪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派长官公署四名处长参加。处理委员会致力于将事变从暴力宣泄转向和平谈判，实现合理的政治改革，这一愿望终被镇压大军碾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