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其二是伴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
我国在21世纪中将会出现速度日快、波及日广、且形态日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浪潮，将逐渐成为真正的信息化社会。而
信息化社会的一个本性，或者说一个铁的规则，便是它不容许任何一个信息长时间占据社会的信息空间
，且在信息化社会中，利用大众传媒来传播信息的主体必然会既愈来愈“大众化”
，
[ii]
又愈来愈“个人化”
。
[iii]
前者意味着价值取向传播的日趋“多源”，后者意味着价值取向传播的日趋“多歧”。两者都将对前面所说的价值冲突的频起、凸显、泛布与强化
、
[iv]
继而对多元价值的共存乃至价值多元社会的形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
多元价值的共存乃至价值多元社会的形成又将从文化结构（价值构成）上拉动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所有这些，都要求社会控制方式日趋开放与包容，要求真正赋予个人以选择价值取向的权利，并对个人产生“选择”的压力。
显然，
面对这样一个“选择的世纪”，一味地“教会顺从”的学校德育确实已经不合时宜。区别于既往的世纪，21世纪的我国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一个根本期盼，便是“教会选择”，即引导学生学会选择道德取向。
关于这一认识，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提出未来社会是信息化社会，学校应使学生学会选择云云，但
迄今的“选择观”基本上只重视“对知识信息的选择”。而笔者此处所关注的，则是“对道德取向的选择”
，认为21世纪的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与价值多元化发展具有一种相辅相成的特征，比教会学生自己选择知识信息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选择道德取向。
第二，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指出在变化日趋频繁与深刻的时代里，个人仅凭在校所学将无法适应日后工作实践与社会生活之全部需要云云，但
迄今的“适应观”基本上只着眼于对工作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技术层面的适应”。而笔者此处所思考的，则是“道德层面的适应”
，认为在21世纪中，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将常常不得不进行新的、自主的道德适应。这种适应的意识与能力恰恰是一味“教会顺从”的学校德育所无法赋予的。
第三，此前人们虽然也不时呼吁学校必须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云云，但
迄今的“创造观”基本上只倾心于“知性的创造”。而笔者此处所探讨的，则是“德性的创造”
，在未来的世纪中，当原有道德取向与道德规范对于新问题、新关系与新价值确已难以或无法予以合理解释与妥善处理时，个人难道就不可以尝试提出新的道德取向或新的道德规范吗？难道就不可以进行必要的“德性的创造”吗？
德性的创造从本质上讲也属于文化选择的范畴，是一种创造性的文化选择。而在“教会顺从”的学校德育中，学生何以有学习与体悟德性创造之机会与可能？
第四，
倡导“教会选择”，并不意味着对于学校德育目标的任意取消或随意削弱，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科学的、合理的学校德育目标。
这首先是因为在变化日趋频繁与深刻的时代，既定的学校德育目标未必总是科学的、合理的，其本身就应根据新的社会要求、并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不时加以修改、调整甚至变革
。
[v]
其次是因为即便是那些符合新的社会要求的学校德育目标，其实现途径也须贯穿“选择”的机制。选择的过程乃是一种主体参与、主体适应、主体创造的过程。
真正稳定的、充满活力且足以信赖的道德品质从来就不是在一味顺从的前提下产生的，而是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心理学事实。
学生若在校期间便学会在选择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道德品质，则日后进入社会，在种种道德冲突面前也就不会迷惘无主，因为他可以通过比较与选择，坚持自己原有的、或确立新的更为合理的道德取向。真正面向21世纪的学校德育没有理由不着眼于这一点。
二 “选择的学生”对学校德育的内在需求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学生。学校德育一方面在总体上不能不无视整个社会控制方式的要求
，
[vi]
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正视通常被视为”受教育者”的学生的需求。
这里需首先提请注意一个极为寻常、但又极易被人们忽视的事实：
改变既定规则、建构新的世界原本是人的一种天性。儿童自其出生之日起，就已开始了探究并试图改变周围世界的努力
，
[vii]
他们的那些常常被成年人称之为“调皮”、“捣乱”、“不听话”、“别出心裁”等等的行为，其实正是此类努力的种种鲜活的表现。
但社会决意要让其未来成员接受既定的规范世界。尤其是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中，面对成人社会所施加的强大的、持续不断的“社会化”压力，青少年学生的上述天性不可能尽情地外显与张场下去。
成年人每每希望青少年学生按照既定规范去言、去行、乃至去思，并对犯规者予以惩罚。
且在这方面，校内与校外的成人力量往往具有高度的协调性与统合性。
譬如，儿童在家庭中被要求成为“遵父母言的好孩子”，在学校则被要求成为“听老师话的好学生”，两者共同之处便在于都要求儿童服从成人权威、遵从既定规范。
笔者此处绝无全盘否定成人权威与既定规范之意。舍却一切成人权威与既定规范，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本身也就无从谈起。但
在我国，问题的要害在于：来自成人社会的、对于青少年学生的“社会化”压力每每会与”压服”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事实上全面拒斥着、阻抑着青少年学生上述天性之功能的积极发挥。久而久之，青少年学生在改变既定规范、建构新的世界方面便会逐渐地敛其行、慎其言、弱其欲，以致于最终被“改造”、“训练”成“顺从的一代”、“顺从的一代又一代”
。
[viii]
作为”顺从的学生”，其基本特征之一，便是希望学校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既定规范，以便在既定的规范世界里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
不用说，上述状况也并非在迄今为止的全部时间里都是完全一样的。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仍可被视为大致的时期区分界线。即是说，在此之前，我国学生的基本面目便是如上所述的既定规范的一味“遵从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