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我没写过大红大紫的文章，这些文章隔几年没人理了。我写蜜蜂、婚姻、佃农，都还存在。美国大名大学的学生，不会读我的，他们要读自己老师的。但是那些次等一些的大学，老师写不了的，学生们都读我的文章，这就增加了传世的机会。回看这些，是比较满意的。传世的文章，要有新意，要说真理，有趣味性，才有持久的能力。很多大红大紫的文章，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当年我写佃農理論，说我错的人无数，编辑问我要回应不，我说不回应。文章是自己思想，有自己的生命，我不能干预。批评我的人不知去哪里了，我文章还在。提到分成合约，你不能不说张五常。就这么简单。
事实上我也是幸运的。很多年前在美国，他们说到一个经济学者有创作高峰期。有一个高峰期已经不错了，如果有两个“峰期”，这间隔会多久了？科斯是1937到1960年，相距23年，人们认为是奇迹。我的《佃农理论》是一个峰，我的《经济解释》也是，能传世是没问题的，这是2017年，两者相隔50年。我认为在这点，我比科斯幸运。为什么呢？我有一个简单解释，我从来不认为我比科斯聪明，也不认为他比我聪明，为何我能相隔50年呢？很简单，他们只见到的是一个世界，而我见到了两个。
张五常：小时候我经过饥荒日子，得到的经验很多人没有的，农村的经验让我写《佃农理论》第八章时，不管阿尔钦还是谁，他们说找不到写佃农更精彩的。因为饥荒时候我在农地奔走，我知道如何农作。我写佃农时，推断是完整的，如有神助。阿尔钦看到第八章，拍案叫绝，奔走相告。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他们看到这章，以为我是农业经济的顶级专家。
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者唯一实验室
张五常：我到处跑，回到香港，很多人说我不务正业，放弃学术。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如果我不是到处跑，怎能写出《经济解释》那些案例呢？我不是只是到处跑那么简单，我做很多项目的小投资。拿到的资料可靠。有几间工厂，我给电话问工人情况，他们一定要对我说真话，因为我有投资。
另一个例子，2008年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制度》，会传世的。这跟官方说的是两回事。不是不信他们，而是容易被误导。跟地方政府官员喝酒聊天，左问右问，问他们污水怎处理。我写了这书几年，中国给我帮忙很大。我给电话地区干部他们马上飞来，他们也想知道我们现在的制度到底如何。他们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到处跑，在香港被批评为放弃了学术，你要批评我就给篇文章我看！我写蜜蜂、座位票价、婚姻，每篇都在。这个历程是不容易的。经济学是实证科学，需要实验室的，真实世界是经济学唯一实验室。
我看得多、快，我对马歇尔欣赏，他跑工厂好几年才写了他的名著，但我认为“低能”。跑了几年工厂怎会不知道合约怎安排呢？我敬仰科斯，但认为他太慢了，很多细节可以不管就不管。他慢、我快。有些事情你要知道多一点，但在实验室操作的行为，竟然被经济学同行批评，这是经济学的灾难。
你看那些统计分析、回归分析，不知所云，废物一堆。我写的是真实世界。很多年前我也做过回归分析，比较可靠的数字很少有。现在那些回归分析，算什么学问呢？1975年左右，我开始对经济学的发展不满意，在一个会议上，我评论一篇文章，拍案大骂，说这样的垃圾怎能算学问呢。我说完后全场震惊。科斯在场，拉我到一旁说，你客气一点啊。科斯到去世前十几年，他也批评了。
现在我的看法，是可能有很多种经济学，用途不同，我认为垃圾的，可能有其他用途。我认为是灾难的，科斯最后十几年也这样认为，但是我们认为的原因不一定相同。他认为经济学的灾难是和真实世界脱节了，是黑板经济学。所以他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现在的经济学无从验证。所谓的验证不是真的验证，完全没有解释能力。科斯希望，好的经济学能够在中国搞起来，他的希望我当然支持。但是他又希望我一个人把它搞起来，我说不容易的，尽己所能，把《经济解释》修改一次，已经做到尽头了。
我对经济学悲观，只是个人的看法
张五常：我对经济学悲观的原因，是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经济学家们的看法。我的老师赫舒拉發认为现在经济学有好的地方，我就认为全是垃圾。我说我的看法时，要从头说起。我走经济学发展的路，你要知道我到了24岁才读大学，在中学几乎没升过级。但我做生意，逃过难，经历过饥荒日子。这对我以后的经济学是有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