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我们美国邻居的眼里，我们是可以上宣传画的模范移民家庭。这是他们亲口告诉我们的。我父亲有法律学位，我母亲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医生，我兄弟姐妹和我的成绩都很好，并总是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洛拉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一个秘密，也是我们身为哪种人和想成为哪种人的核心，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
在我母亲因白血病去世后，洛拉在1999年搬来西雅图以北的一个小镇，与我同住。
我已经有一个家庭，一份事业，一幢在郊区的房子，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这下，我还得了一个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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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尼拉的
行李提取处，我拉开了我的行李箱，以确保洛拉的骨灰还在。走出机场大楼，我吸入那熟悉的气味：浓浓的废气和垃圾，海洋，甜蜜水果和汗水的混合物。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一个司机，一个中年男子，人称为“杜子”（Doods），看起来很好脾气的。他开着卡车，我们上了路，穿梭于拥挤的交通中。汽车，摩托车和吉普尼到处都是，这样的街景总是让我震惊。行人在这些机动车辆中和步行道上来回穿梭，像一条棕色的河流。街头摊贩赤着脚小跑在车旁，兜售香烟、止咳糖和一包包煮熟的花生。乞丐孩子将脸使劲贴在车窗上。
杜子和我前往的地方是洛拉人生故事的起点，在位于马尼拉以北的中部平原的打拉（Tarlac）省，稻米之乡。这里是我雪茄不离嘴的外祖父——一个叫托马斯.亚孙逊 （Tomas Asuncion）的陆军中尉——的家乡。听长辈们说，汤姆中尉是一个令人惧怕，行为乖张，脾气阴暗的人。他拥有大量土地，却没有现钱，所以把他的情妇们都安排到自己田庄不同的宅子里。他的妻子生下我的母亲——他们唯一的孩子——之后就难产死了。我母亲是被一连串的“utusan”养大的，意思是“听指令的人”。
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岛民们会奴役其他岛民，通常是战俘、罪犯或债务人。奴隶分很多种，有可以凭着勇武最终获得人身自由的武士，也有被视为财产，可以被随意买卖交换的家庭佣人。高等奴隶可以拥有相对低等的奴隶，而这些相对低等的奴隶可以拥有最低等的奴隶。有些人当奴隶纯粹是为了活命：当奴隶做工，他们起码可以有希望交换到食物，住所和庇护。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到达后，他们奴役了岛民，又带来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隶。西班牙皇室最终开始逐步废除在本国和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但是菲律宾的部分地区天高皇帝远，没有受影响。蓄奴的陋习一直披着不同的伪装存在着，即使是在1898年美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后依然如此。现如今，就算穷人也可以拥有“utusan”，或者“katulong”，意思是“帮工”，或者“kasambahay”，意思是“家奴”；只要有人更穷，奴隶的来源取之不竭。
在最多时有三个家庭的乌特桑生活在汤姆中尉的地界上。1943年春天，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后，他把一个附近村庄的女孩带回家。她是汤姆中尉远房穷亲戚家的女儿，家里是种稻米的农民。中尉很狡猾。他看到这个女孩身无分文，没有上过学，应该很容易控制。她父母想把她嫁给一个大她一倍的猪倌，她非常不乐意，却无处可去。汤姆给她开了个价：他可以管她吃住，只要她答应照顾他刚满12岁的女儿。
洛拉同意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把自己的一生卖了。
“她是我给你的礼物，”汤姆中尉告诉我的母亲。
“我不想要她，”我母亲说，明知别无选择。
汤姆中尉离家去打日本人了，把妈妈和洛拉一起留在乡下吱吱作响的房子里。洛拉给我母亲吃喝，梳妆打扮。她们走路去集市时，洛拉会给我母亲打伞遮阳。晚上，当洛拉做完了别的家务——包括喂狗，扫地，将她在卡米泠河(Camiling River) 边浣洗的衣服折叠好——她就会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为她打扇直到她入睡。
洛拉·普里多（时年18岁）来自于菲律宾农村的贫困家庭。作者的外公（右图）把她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