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些强调海关帝国主义特质的分析，都是受到费正清对于海关过分乐观却也神秘隐晦的描述影响。费氏把海关这个机构比成一根支撑起一个其所谓“共治（synarchy）”的大柱子。意思是，指满族、汉族官员和英国人在条约口岸进行共同治理。费正清认为，“共治”不但会让中国在持有自己独特文化的情况下，朝向有好处的西式现代化开放，并且让中国进入以平等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Westphalian system）体系中。由于费正清对帝国主义批判不够，他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准绳来评论中国，并且用东方主义眼光（Orientialist view）来看待东西关系，这些做法都使他受到了公正的批评。但我认为费正清分析的某些要素仍然值得重提，例如他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在中国沿海充斥着中外海盗、官商勾结腐败以及清朝官员和西方外交官试图寻找秩序的情况下，海关是他们之间必要的含蓄折冲。他认为海关的设立在清政府的一贯做法中是有基础的，因为清政府本来就会与强大的外国人合作。其他的例子还包括对外贸易的最小化税收以及对内的公文往来系统，尽管海关的公文书信是以英文写的。
然而费正清对近代海关运作的政治背景依旧过于天真，忽略了对历史学者来说最值得关注的事：追踪金钱的流向。他没有重视外国人之间的冲突，也没有顾及到中国官员和满洲贵族之间的矛盾。他对中国悠久的商业历史和海外贸易也不够在意，他也忽略了官员和商人经常合作的事实，或者就算是虚弱的一方（这里显然指中国），也通常会握有一些权力。没错，海关在某些时候也曾经选择与英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尤其是在1911年至1929年间当安格联担任总税务司时。对于从1863到1911年担任总税务司的赫德（Robert Hart），费正清虽然曾经那么深情，甚至以一股相当崇拜的心情来编辑他的日记和信件，但却也不认为赫德是个理性、务实和现代西方官僚的模范。赫德曾受宗教怀疑的煎熬，是个独裁者，渐渐依赖亲信关系，怀疑任何人，尽管通常有准确的判断力，但也曾为同文馆招募过一个打算用一生来证明牛顿地球引力是错误理论的人。他把自己当成航海专家，根本不认真听取中国同僚的意见，对采购合适的海军舰艇类型只给出片面的建议，交付的舰船以次充好。费正清也忽视了赫德的爱尔兰人特点，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性欲。但这些都不能证明赫德不是一个完美的行政管理者，或第一流的帝国建立者，他最大的能力就是适应中国官场。如果没有他，海关就不会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机构以帮助中国渡过那个最动荡的世纪。
帝国主义学派和共治学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它们只把海关当作一个晚清的机构。然而实际上，海关的重要性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费正清对该历史阶段保持沉默，也许因为他在理性上，甚至情感上，对这段历史感到不解。当海关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掌握了关税和相关港口收费的征收权后，便变成了为外国财政利益和庚子赔款债权国服务的国际公共收债代理机构 （Caisse de la Dette） 。身为英国权势集团忠实一员的安格联对中国官员完全不屑一顾，这是他与赫德不同的地方。当英国或许就算不是世界警察但肯定是世界讨债者的时候，安格联成为了中国的金融沙皇。他不仅保管存放海关税收，而且在1913年后又成为中国内债发行的管理人，由此进一步扩大了海关的权力。在1929年国民党掌权后，海关依然非常强大。海关在这个时期停止招收洋员，税收再度存放入中国银行。此外关余虽然不再被用来支付内外债务，但也不再由总税务司支配。 对国民政府而言，海关依然是财政不可或缺的依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可以说，海关支付国民政府一半的收入，并创建了新的缉私舰队来消除海上走私。海关历史并不是终结于1911年，也非1929或1937年。直至1949年，海关在财政、政治、外交和社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这里还需要交代一下近代海关的独立性和持久性。正如上文所述，该机构成功地使其从中外官僚体系中游离出来，并且一开始就是从脆弱的襁褓中产生，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同时，尽管欧洲各帝国此时正准备扩大侵略，但在面对自己国内及其他各地的问题时，他们对中国的扩张只能是依靠有限的资源。在欧洲，1848年革命高潮也仅仅比海关的创设早了五年；英帝国在1845-1852年间，还在忙着应付爱尔兰大饥荒所导致的动荡。此外，1853-1856年间有英法在克里米亚和俄国进行的战争；1856-1858年间，英国除了要镇压印度起义之外，还要耐心地处理一连串内政事务，特别是因选举改革而发起的宪章运动。19世纪60年代的欧洲大陆忙着德国普鲁士的统一运动所造成的分歧，以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同一时期，美国陷入内战。到了1870年，法国还不得不应对普鲁士的入侵和巩固它在中东地区的新殖民地。以上种种情况之下，成立中国海关对很多国家的官员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因为海关可以提供秩序、规章、利益和税收。
当19世纪90年代新一波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卷土重来，而且英国向来凌驾于他国的霸权地位已经不在时，各大国曾经一度竞相争夺对近代海关的控制权。只是这样的情况并未持续很久。甲午战争后，因需要支付日本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债，因此维护海关和清朝统治的完整又变成各国的共同利益，因为海关税收将被用来作为债务担保。义和团运动时，中国又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外国军队占领了北京，但同时他们的行为也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此时具有大智慧的做法就是不要冒杀鸡取卵的风险，而是让它为大家继续源源不断地下蛋。庚子赔款被筹划成清朝和八个入侵国家之间的单一债务，海关税收再次成为担保。海关之所以得以生存并且维持独立地位，在于它的税收满足了各方的共同利益。此外，提供给民国时期政府的关税也变成海关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转的原因之一。海关有能力发行国内外债券，但中国政府却无法做到；就凭这个事实，不仅外国人，连中国投资者都清楚近代海关比政府更加可靠。
但是海关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结果。它在清政府和西方帝国之间，非常艰辛地为自己打造出一块扎实的空间，并且在大部分时候都很有技巧地捍卫自己的独立性。它之所以能这么做，在于以下几点：首先，在一开始的十年期间，海关通过缩小中国地方官员和外国领事对它的力量，来增加海关税务司在地方的威信。在面对英国领事时，海关可以越过他们而直接诉诸其身后的老板。第一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Lay）管理期间，尽管总税务司是由清朝皇帝谕旨任命的，他仍确保自己有唯一和不受限制的招聘、迁调、升擢和辞退权力，也就是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组织海关。赫德上任后，通过集中输入信息、执行标准程序、设定标准行为、提倡君子的价值和态度，更重要的，禁止关员经商和因为提供额外服务而接受额外报酬等措施，赫德把总税务司署，即海关总部，变成了一个官僚圆形监狱。在一个由一群自信满满的高级职员所组成的向心力十足的团体中，总税务司变成这个纪律严明组织中的一个全知和全能的中心。海关成为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不但能够在20世纪初期存活，甚至还可以把中国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的巨大危机变成它自己的机会。当清政府在它面前崩溃时，海关却愈发生成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它要成为一个独立而且超越个别中国政权的个体，虽然在名义上它要服从于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让海关展现出它在20世纪中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坚韧的机构。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该机构就失去了对中国外贸估税和征税的功能。尽管如此，直到1941年，总税务司署仍然管理着整个中国海关，包括日本占领区。1942年，它阻止了国民政府废除总税务司署或任命一名中国总税务司的企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是国民政府中对战后重建和复原做着最好准备的官僚机构。共产党解放全国前夕，所剩为数不多的外国雇员，仍然相信该机构能在共产党统治中延存，但在朝鲜战争时这个幻想破灭了。在1951年和1952年间，以反浪费、反贪污、反偷税漏税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目标的“三反五反”运动，给予海关重重的一击。上千员工被发现有罪并受到不同程度的严惩。换句话说，那些原本被看成是构成现代理性官僚机构核心价值的论述，被彻底扭转和否定。海关不再被视为美好未来的先驱，而被描绘成过去所有恶的源泉。而那些否定它的历史角色以及原则的声讨与谴责，也标志着该机构的真正尽头终于到来。
总之，海关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自立的机构运转。除了它自己的努力之外，还因为中外政府觉得依赖它非常方便，或许除此之外，他们别无选择；还有，海关提供相当必要的服务。正如赫德经常所言，它的存在是因为它很“有用”，或换句话说，它为周围的政府和机构提供服务。它的权力来源基于它能整合关于税收的可靠信息，而在1911年后也基于它实际上征管税收，其能量源于自身的行政效率和内部的凝聚，以及它对中西知识的获取和相互交流散播。它的国际化的招聘政策，让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和其他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的精英们觉得，让海关运作下去是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它还有一个特质，那就是累积了不少业务经验，这让它不局限于某单一功能，进而保证了生存。海关从事的一些重要活动，使它成为一个多功能的组织，例如它在1911年前创立了船钞部（1912年后称海政局，1928年后称海务科），在1911之后它卷入了中国财政，以及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缉私部门。以上这些，再加上其内部纪律，以及它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可以一成不变或永久存在，都是海关能在中国近代政权迭次更替中延存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