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债务危机实录之：浙江小狗VS山东大象

早在2013-2014年，在山东省滨州、济宁和淄博等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几例由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局部性的担保圈债务危机。然而，其中除了邹平县长星集团为核心的担保圈债务危机外，其他担保圈所涉债务规模相对较小，并未产生严重影响。位于滨州市的传统造纸企业长星集团是一家总资产仅为10亿的中小型企业。然而在2009年，随着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春风吹进了邹平县，在“生态经济区，清洁能源”的战略号召下，企业家蠢蠢欲动进军风电行业蓄。

当地金融机构在政府战略引导下也对其大开方便之门，为其大规模进军风电行业添一把火。5年之内，长星集团在风电项目累计投资高达55个亿，投资资金均来自于银行贷款。然而在如此宏大的新能源项目，事实上在立项之初就备受质疑：人们认为，一家总资产仅10亿元的企业，从传统纸业初转型风电，却野心勃勃地号称在短期内要投资500亿元，计划在全球建设100个风力发电场，这实在像天方夜谭。

果然，长星集团不久就因投资风电项目失败资金链断裂，并于2013年正式破产，破产时对银行负债高达60余亿元。而长星集团的倒下也让一张总量庞大的企业互保网络浮出水面：有3家企业因长星集团事件直接卷入债务危机，这些企业所在的二级互保圈涉及贷款金额约几十亿元，共涉及十六七家企业。此外，长星集团出险也使得当地银行对当地企业更为惜贷，业内人士估计此后整个滨州少放贷了三四十个亿。

有趣的是，在长星事件发生后，我们并未看到滨州市经历如同浙江温州一般的大规模债务危机，反而就此打住——在这背后山东地方政府及时地介入干预“功不可没”。据滨州市金融相关部门人士称：长星事件后，滨州市政府迅速拨付5个亿帮助企业周转，接着让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清产核资完之后，还帮助企业寻找新的重组方，阻止了事态的恶化。

类似的，在济宁市瑞中医药事件中，政府也迅速作出反应，组织银行、供货商等相关方面签署公约，司法部门介入采取必要的司法强制措施，保证资金链稳定，控制住了局面。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力较大，改变了他们的贷款决策。有意思的是，政府采取的帮扶措施在不同省份之间似乎差异极大。在走访浙江省部分困难企业时，企业主纷纷反映在政府有关部门为缓和企业债务危机召开银企协调会后，银行并没有“听话”，抽压贷现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加严重了。而在山东，情况似乎完全不同。

政府及时出手对于当时的邹平县无疑是一大幸事，它有效阻止了事态扩大，避免了2011年温州危机在山东重演。在长星集团破产后，有报道指出，邹平县民营企业极为担心个别互保较多的企业破产后引发大规模担保圈危机，部分当地企业甚至开始倡议成立共同维护区域正常信贷秩序的联盟，由几十家企业联手与银行平等对话，以确保贷款按时发放，甚至不排除银行抽贷后联盟内所有企业集体违约的极端做法。

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山东省政府虽暂时稳住了邹平县的事态，却无法掩盖这些企业破产的真实原因。在邹平人看来，彼时邹平主导产业产能过剩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他们认为，尽管中小企业主“跟风上”是主要原因之一，但政府、银行的“助涨”因素也难辞其咎。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15-2016年，尽管政府和金融监管层的共同努力下，山东债务危机的影响力仍在逐渐扩散，不良率上升至2.06%和2.14%。尤其在2016年全国不良率实现双降的背景下，山东的处境更为尴尬。在这类似于温水煮青蛙的慢性折磨中，终于迎来了2017年2-3月的大爆发。这一回无论是滨州还是邹平都未能逃过一劫，尤其是邹平县的魏桥集团和长星集团两大铝业巨头冲上了风口浪尖，牵涉银行贷款上千亿。

为何多方如此努力，躲过了初一，却还是躲不过十五呢？对山东债务危机原因的解释，相关报道与评论强调最多的是山东债务危机是“增长调速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一个必然结果。

在2009-2011年间，山东省收入占比最高的几大支柱产业，其行业平均利润率也经历了在短时间内快速上升后又下降的情况。在利润快速上升这一点上，它与同期浙江省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变化有相似之处。正是部分行业利润的快速上升为信贷扩张期的金融机构提供了放贷的出口，使互保被有融资需求的企业更好地利用于扩大投资，同时也有效帮助银行分散风险、提升了预期偿付率。

行情的向好也是两省互保网络形成的共同基础。2010年，山东利润率水平最高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利润率上升最快，平均增加了2.03%；此外有色金属冶炼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利润率增加都超过了1%。这些行业的迅速崛起也为该时期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提供了出口。例如滨州的魏桥集团、齐星集团以及东营的天信集团等有色金属冶炼巨头，都在该时期获得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2012整个有色金属行业年的负债率升至70%，更归功于行情的利好。

随着2011年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暴露，部分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原先风光一时的山东重工业板块开始走上了长达5年的下坡路，主要行业利润率从高位跌落，优势不再。但与浙江房价的骤降不同，山东企业利润率的下降是一种长期而缓慢的侵蚀；从2011年末开始山东省政府开始号召淘汰落后产能，部分企业承压，但并未对大多数企业造成实质性的打击。2011年末政府要求从严控制高耗能企业进入和产能过剩行业用电，对许多企业的自备电厂进行整顿治理。2011年，山东省共有17家热电厂作为落后产能被“淘汰”。

2012年7月，滨洲政府将原属魏桥集团旗下的滨州工业园热电厂关停，而此前魏桥低成本自发电模式一直是魏桥铝业板块的核心竞争力。此外2012年起山东省计划淘汰落后产能的名单变长，全省淘汰落后产能计划和企业名单中共有182户企业，大量“计划淘汰”的企业集中水泥、造纸和印染这三大行业。这一数字在2013-2015年逐年下降，政府控制力度逐渐减弱。

这些政策虽然严厉，但仍然停留在对点而非对面的影响上，且并未触及核心行业和企业，另一方面也因为各地政府保增长的需要，在落实的过程中力度逐渐降低，例如魏桥被关停的自备电厂就在短暂整顿后于2013升级重开。因此山东的多数企业在利润下降的初期并未出现像浙江房地产崩盘下房屋销售停滞，后期工程款项无法到位，资金链迅速断裂造成的不良反应。

相较之下，在浙江发生的担保圈债务危机，更多的是国家宏观政策倾斜之下，大量民营企业通过互保融资并投资房地产逐利引发的后遗症。当国家房地产政策快速收紧、房地产价格断崖式崩塌后，银行刚性兑付引发了担保圈内企业集体性违约。由于中小规模民营企业没有政府隐性担保，在卷入担保圈危机后策略性违约成为了最优选择。因此浙江省债务危机表现出了覆盖面广、涉险企业多、蔓延迅速、影响持久的特点。而山东债务危机则与地方政府政策导向以及国有企业密切相关。

“四万亿”期间由于大量基建项目上马而大热的重工业在热度退去之后都面临着长期的商品价格和营业利润下跌的局面。然而，由于一方面过剩产业的萎缩相比于房地产价格崩盘而言是一个较为温和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政府对国企和大型企业的隐性担保与金融扶持为产能过剩企业不断续命，山东债务危机的爆发在初期并不如浙江那样剧烈。如果说浙江的债务危机是一起急性事故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山东省的债务危机更像是慢性疾病对身体机能的长期耗损。这背后山东主要产业“产能过剩”无疑是这场慢性病的根源。

二、企业对比篇： 浙江小狗 v.s. 山东大象

1、地域分布： 中小企业集群VS国家战略要地

首先来看一看浙江与山东两省企业债务危机各自在地域分布上有什么特点。哪些地区是这一轮企业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呢？在浙江省，2010年房价最高、上涨幅度最快的温州与金华两市，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债务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杭州与宁波则位列第三第四。

如果我们仔细统计自2012年至今浙江省各区县一级法院判决的、由银行诉讼企业债务违约金融合同纠纷案件的情况，不难发现浙温州、金华、杭州、宁波以及绍兴等市近二十年来经济发展较快、财富积累程度较高、产业集群较为发达的地区是此轮危机的重灾地区。似乎是历史越是辉煌，过去发展越好，在这轮危机之中就跌得越惨。这是受了财富的“诅咒”吗？

如果从根本上来看，浙江的这场债务危机其实是用一种直白又惨烈的方式，反映了许多浙江“块状经济”中制造业企业在转型中的尴尬处境。此轮危机最早爆发且债务规模最大的温州，以及以义乌小商品市场闻名的金华，都是浙江省在这近20多年的历史中最先富起来的地区，也是最早面临着企业转型升级困难、后劲不足的地区。

“温州模式”萌发于上世纪90年代初，自然条件较差(人均耕地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经济基础薄弱(国有工业所占比例极低), 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温州市，率先引领了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浪潮，发展出了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群体性规模经济，这种“块状经济”模式也成为了后来者争相模仿的范本。例如乐清市形成了以低压电器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群体；而在温州市区，企业则集中在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等领域；还有瑞安的汽摩配行业、苍南印刷业等都十分典型。到了21世纪初，温州已经成为了浙江省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

图1  温州夜景

然而在“先富起来”之后，温州实体经济也面临着瓶颈期转型的巨大压力，尤其是2006年后人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进一步挤压了传统制造业的利润。他们拥有了财富，却逐渐失去了市场。积累的财富如何投资才能获得更多的回报，是温州老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敏锐地瞄准了城市化大潮中的房地产，1999年起温州企业家的资本便开始流入长三角地区房地产市场，2001年一列火车载着134名温州投资者来到上海并创造了过亿元的成交额纪录，之后大名鼎鼎的“温州炒房团”应运而生，开始活跃于全国各地。

在2008-2011年先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四万亿”与货币宽松政策刺激之后，这种“先富者”的彷徨与狂热，让浙江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感同身受，在日益虚弱的主业面前，房地产成为了他们迎来“第二春”的最大希望。

与浙江省民营经济主导下债务危机集中高发于“先富地区”不同，山东省债务危机的地域分布带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战略色彩。虽然此次危机集中爆发的滨州与东营地区在近二十年多来城市经济发展也有各自的亮点，例如东营市是一个老牌资源型城市，以胜利油田为依托，是全国石油冶炼企业最为集中的城市， 2009年该地区人均生产总值10.24万元，为山东最高。而滨州市则是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本营之一，培育出了以魏桥创业集团为代表的众多知名企业。

但在另一方面，这些因素并不能成为这两个地区获得大量贷款的充分条件。比如说，东营市支柱产业石油加工业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前后问题突出：2008年山东整个石化产业严重亏损；即使在2009年行情有所反弹，但资源枯竭的态势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再比如，滨州市与其他地级市相比，在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方面均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2009年，滨州市的工业增加值为695.27亿元，在山东17市中位列13名，工业增速列第15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3.668万元，居山东省第8。总体上而言，这两大地区在2009-2012年间短期贷款增速迅速提升，更多的得益于2009年后“黄三角”战略下的政策倾斜。

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也是山东省首个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而东营市与滨州市便是黄三角经济区的核心地带。自2010年起，“黄三角经济区”战略全面发力，山东省五成以上新增贷款投向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县域和战略新兴产业。

在当年山东省四大国有银行的年度报告中，都明确提到了对战略政策的金融支持以及对“黄三角”地区的信贷倾斜。政策倾斜的结果是在2009-2012年滨州与东营的短期贷款增速大大提升。2009-2012年山东省短期贷款排名中，滨州与东营市年年居于高位。2009年、2010年短期贷款增速分别为32.39%和22.84%，滨州市位列第三；2011年更是以42.11%远高于第二名的增速勇夺第一。与滨州市相似，隔壁的东营市在这四年间短期贷款增速也保持在全省前四的位置。

在省政府和黄三角地区当地政府以及金融机构的大力度支持下，一家家资产与债务同样庞大的大型企业、上市企业巨头在战略的光环中被迅速培养起来，并以各种便捷渠道掌握了大量的资金。例如滨州市的铝业集群在魏桥集团的辐射下以惊人的速度生长起来，这为此后的“产能过剩”埋下了隐患。

而另一方面，大型企业在信贷扩张期通过与其他大型企业互保获得贷款，往往会采取多元化的投资策略，例如齐星集团对外投资的企业多达28个，其中持股比例在50%以下的有12家，涵盖创投、安装工程、印刷、化工、铁路运营、租赁、热电、陶瓷、城市供热等行业，这些项目一旦失利，债务风险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2、企业主体： 轻工业中小企业VS重工业大型企业

浙江省因担保圈危机暴露的风险虽然涉及面很广，但出险企业多以轻工业集群中中小企业为主，每一家出险企业的债务规模都相对较小，而担保网络结构复杂，大型企业与上市公司并未受到太多牵连。自2012年至今浙江省银行诉企业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共计31000余起，但涉案金额仅为2200亿元左右，平均每笔案件金额约为700万元。

其中涉案金额最高的宁波市慈溪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和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均为非上市公司，其涉案违约债务均在11-12亿元之间（在此并未考虑其他关联企业债务违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