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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人持截然相反的态度，主张由政府出面解决所有问题：政府组建大学培养人才，政府建立科研机构做科研，科研成果由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转化成产品。
但这种做法的问题是：政府和其控制机构的效率低下是经济中长期无解的痼疾。无论是全盘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其效率都低于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企业。核心原因在于，政府主要服务政治，而市场主要服务经济，两种目标有重叠，但也存在很大分歧。政治的核心逻辑是权力的分配，经济的核心逻辑是提高效率。
由此可见，
要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必须依赖市场以保证效率；同时，政府也必须介入进来，以解决创新的外部性问题和地缘政治竞争等考量。
具体到我们关注的医药行业，创新毫无疑问是行业的核心动力，这其中既包括技术层面的改进，也包括科学层面的突破。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科学层面的突破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根本。21世纪常被誉为生命科学的世纪。在过去20年间，生命科学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一系列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在多领域取得了卓越成果。在2001年—2021年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出的200项全球突破性技术中，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技术多达52项，占比达26%。
随着生命科学突破性技术的不断涌现，从化学小分子药物、蛋白药物、核酸药物
(RNA)
再到新一代细胞和基因治疗
(CGT)
，医药产业在技术进步的驱动下迈向全新阶段。
过去十余年，利用生物技术研发和生产药物的生物制药，给医药产业带来巨大变化。生物制药针对疾病的致病机理设计，相对传统的化学药物优势明显——药理活性高、毒副作用小、靶向性强，为治疗癌症、罕见病等疑难病症提供了新思路。
随着生物制药快速发展，单克隆抗体药物、多肽药物、重组蛋白药物、mRNA疫苗等，已广泛应用于防治肿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遗传病、传染病等领域。
未来，基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不断发展，生物医药领域极具潜力的新方向，将为人类对抗疾病开辟新路径。随着以细胞和基因治疗、核酸药物、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等技术为代表的前沿生物技术逐渐成熟和广泛应用，医药产业的发展也将迈向新纪元。
此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也将为生物医药领域带来助力，有望重塑医疗诊断、外科手术、康复治疗、药物研发和临床试验等领域。这些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将可能产生新一轮医药革命，改变现有疾病的诊疗方式，推动个性化医疗和精准医疗的实现。
在医药领域，从科学发现转化为临床应用的新药，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不仅涉及基础研究和药物发现，还必须通过严格的临床试验、监管审批和市场准入等多个环节。这些环节不仅要求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投入。
根据德勤测算，制药企业研发一款原创新药的平均资本成本在20亿美元以上，需要长达12年—15年，成功率仅有12%左右。这样看，似乎只有制药巨头才有能力做创新药的研发。
但近些年，医药外包服务行业
（CXO）
通过产业分工，为制药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加速了从科学发现到药物上市的流程，推动医药行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CXO起源于美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按产业链环节主要分为研发外包
（CRO）
、生产外包
（CMO/CDMO）
、销售外包
（CSO）
等。
其中，CRO凭借丰富的研究项目经验，提供从药物发现到临床试验的全面服务，成为新药研发的强力辅助。塔夫茨大学药品研发研究中心
（TuftsCSDD）
发现，在CRO参与研发的情况下，药品研发每个环节所需时间能缩短25%—40%，节省30%—70%的研发成本。CDMO在药物生产和工艺优化方面的技术支持，也为新药成功上市提供了极大助力。
据咨询公司弗若斯沙利文统计，2016年至2021年，全球CRO与CD－MO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8%和12.7%，同期全球医药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