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可见，国木的日本“风景”发现，乃是对无视外界存在一味强调内面优越的一个自立。为什么一定是西洋呢？东洋的风景存在难道就不可思议？他想对日本人意识层中的“鄙视存在”这个意识作个颠倒。这就如同1847年出生的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中江兆民，一直用文言体写作，然而他又能将卢梭的《契约论》翻译成汉文。这表明他在面对西洋的时候，也有一个如何自立的问题意识。
1863年出生的冈仓天心，他在1903年发表《东洋的理想》。开篇提到“Asia is one”，即“一个亚洲”或“亚洲一体”的思想。之后虽然被视为是“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上的始作俑者，但在其本质上则是对西洋的一个表态。三年后他出版《茶之书》，更是将茶道提升为“亚洲的一个礼仪”,他想用东洋的神秘主义迷惑西洋从而达到抵抗西洋的目的。这确实也起效用了。100多年后的今天，这本《茶之书》在西方仍受欢迎。美国的一些大学至今还用它作为语言科目的教材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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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冈仓天心/尤海燕/北京出版社/2010
1892年出生的芥川龙之介，于1922年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诸神的微笑》。这篇字数不多的小说在思想史上之所以值得关注，就在于小说本身高扬了一个观点，一个处于东洋的我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观点。外来的不管什么思想，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儒教也好，在这片土地上都将被改头换面。
芥川在文本里这样得意地描写道：
“我们在树木里，在浅浅的水流里，在掠过蔷薇的威风里，在残留于寺院墙壁上的夕阳里。总之，我们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得当心哟，你得当心哟。”
叫谁当心呢？叫被称为“希腊诸神的那个国家的恶魔”当心，因为我们也有“大日灵贵”（天皇家的祖先，天照大神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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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
1867年出生的夏目漱石，在1914年发表小说《心》。通过妻子阿静揶揄的口吻，对丈夫“先生”说出的“受了明治精神影响极深的我们，就是以后活下去，也毕竟是不合时宜的”这句话，“开玩笑”地说：“那就去殉死好啦。”这里漱石用“开玩笑”一词，表现出阿静对武士道的殉死是抱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充满自由，独立，自我的时代，殉死行为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与自欺欺人。这里小说的暗示非常有力地指向乃木将军随明治天皇殉死事件。乃木的妻子静子也一起殉死。静子——阿静。乃木——殉死。天皇——陪葬。在这里夏目漱石亮出思虑的配对，显然是指向“东洋意识”与“自我本位”的觉醒。而这个觉醒，则是不依赖西洋的。
因为没有西洋，东洋也将会完成“心”的改造。多少年后，1899年出生的川端康成在《雪国》里，则完成了一种穿越：“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翻译成中文虽然平淡无奇，但日语的“国境の長いトンレ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语感，则表现出一旦穿过隧道的尽头便是另一个世界。已有妻室的主人公穿过隧道进入另一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主人公也不知道。这里，川端康成亮出绝对不会遭遇“他者”而照样能创造出“别样世界”的思路，显然不是历史的脉络。或者说得更白一些，历史在这里干脆消失了，剩下的唯有自然，白茫茫的雪国之自然。
显然，
从“心”的改造到对“雪国”的穿越，这里一脉相承的依然是东洋的坐标与东洋的原理。
或者用冈仓天心的话说就是亚洲的“蓄水池”或“美术馆”。
1942年（昭和十七年）日本《文学界》召开以“近代的超克”为主题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尽管一直被定调为是“日本帝国侵略扩张”的理论务虚会，但会上提出的一个话题“世界史的哲学”，其潜在的指向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性”是否还有效？超越普遍性的特殊经验的可能领域，是否能给这个“普遍性”置于相对化的位置？
座谈会为此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东洋“如何对应近代化＝西洋化这个图式的变容”（参见大泽真幸《战后的思想空间》，筑摩书房，1999年）。而生于1870年的西田几太郎，在1940年刊行《日本文化的诸问题》一书。书中的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作为物的皇室”这个命题。这里“物”是个什么概念呢？这里的物并不是广义世界的超越之物，而是在经验世界里，与他物相容相交之际作为特殊的事物被内面化之物。所以西田认为天皇和皇室的超越性，就体现在这个“物”里。
这里的理解难点是：虽有超越性，但并不具普遍性。西田说，这就是天皇制的东洋构造。这就与1914年出生的丸山真男将天皇制视为是一种“空间性的杂居”和“无限拥抱性”有其逻辑上的一致性。这种“空间性的杂居”和“无限拥抱性”丸山又将其称之为神道。那么从关联性来看天皇制也可别名为“神道”，别名为“日本式的东西”（日本的なもの）。而1889年出生，年轻时留学德国的和辻哲郎，也在这种东洋的“宽容性”里发现了“日本式的东西”。他在《佛教思想在日本的移植》中说，日本人的佛教化并没有彻底否定佛教之外因素的那种“回心”，毋宁说日本人也将佛教看作是自身之物。这就是非常精致地排除了西洋因素的东洋论了。
当然论及东洋与西洋，竹内好是跳不过去的。1910年出生的竹内好，通过研究鲁迅向中国“租借精神父亲”，这是他思路出奇的地方。问题是鲁迅精神是什么？现在看来不就是对国民性的解剖与批判吗？而对守旧落后麻木的国民性批判，其目的不就是要引进新学或西学吗？这何来如竹内好所说的鲁迅是“批判近代日本的一个精神参照”？鲁迅在文本里还多次提及要引进日本的思想与文化呢。
竹内好想通过对抵抗、抵制、压制、失败、绝望、奴才等精神历程的再思考再认识，强调日本没有遭遇过这些精神历程。
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使得他在《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中得出“换言之，日本什么都不是”的结论。
而“东洋（中国）通过不断抵抗，正在赶上欧洲，超越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东西”。竹内好的这篇文章写于1948年。时间上是日本战败的第三年，也正好重叠占领军的“外来思想”重新收拾日本意识形态的时节，竹内好可能感受到了什么叫失败、绝望、压制、奴才，所以说出了感受中国的话。但那个时候的中国也正处于“解放战争”（国共内战）之际，能何以看出已经“超越欧洲”？在什么地方“超越欧洲”了？没有人知道。
果然，问题有了转向。1964年，竹内好写《日本人的亚洲观》，其引发争议的“亚洲连带感”这句话就出自其中。他写道：
“侵略固然不好，但侵略也从侧面表现出扭曲了的连带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事不关己放任自流的态度相比，侵略甚至是更健康的表现。”“只是，过分增恨侵略，以至于否定以侵略形式呈现的亚洲连带感，恐怕是将孩子喝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吧。这也是因为日本人始终无法从目标丧失感中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