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十年：英美不是中国最好榜样，德国和日本才是（万字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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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匹配关系影响变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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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相似性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历史相似性。 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国家，和中国一样是后发国家。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诞生。 在此之前，今日德国这片土地上有神圣罗马帝国300多个邦联，一盘散沙。 诗人歌德曾经苦苦地追问，“德意志，你在哪里？ ”。 由于德国位于中欧走廊，所以，这片土地经常是大英帝国、沙皇俄国、法兰西帝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地方。 德国人对统一的渴望，一直是18、19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主旋律。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带领四艘黑船抵达日本横滨，以炮舰相逼日本开国通商，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史称“黑船事件”。 十年以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结束。 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走上了变法图强之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日本派出了规格非常高的岩仓使节团，一百多个政府高官周游世界列国一年多时间，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路，为日本寻找国富民强的良药。 当他们来到刚刚统一的德国时，发现德国工商业非常繁荣，因此，认定自己找到了后发国家强大起来的秘密，那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工商业，而不是依靠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 所以，不同于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和日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模式， 他们特别强调政府和国家的作用，特别强调秩序自由（注意这个词，秩序自由！ ）、规划、合作、共识、妥协、团结等。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沟通理性的强调，不是因为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因为德国的社会实践的需要。

德国把从俾斯麦以来的发展模式叫做“社会市场经济” （Social Market）“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等，虽然这个发展模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几经调整，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中断，但是，总体上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德国战后经济史》，阿贝尔斯豪塞，2018）。

而在日本，“ 官员（包括自民党、在野党等）-政府机构（公务员）-财经界（工会） ”构成一个相当稳定的 “铁三角”，这被认为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秘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存疑虑。 既然资本主义有多重模式，中国就应该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历史原因，19世纪末的世界留给这两个后发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战争，希望从当时的守成大国那里抢得一杯羹，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中盛行的“普世的强权逻辑”，也就造成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注定一战》，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因此有了后来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 1945年时，这两个国家都变成了断垣残壁，经济和社会完全崩溃，通货膨胀高企。

但是，奇迹般地，经过三十年的修复和发展，到了1980年时，他们又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GDP分别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 尤其是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美国公司造成巨大心理影响，成为《管理学》教科书里，唯一对英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花无百日红”。 很不幸，从1990年前后开始，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 最直接的原因是，德国因为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巨大负担和整合困难，而日本则是因为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破灭。 事实上，还有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和产业外包。 1999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曾经发表文章把德国称为“The sick man of Europe”（欧洲病夫），而日本人则忧伤地感叹“失去的二十年”（参考池田信夫同名著作，2009）。

因此，德国和日本几乎完全错过了1990年左右起，从美国发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 所以，在互联网领域，今天美国有FAA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而中国有华为、BAT、京东、美团、拼多多、小米、今日头条等。 但是，德国和日本在互联网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特别著名的大公司。 先是美国，后来是中国，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

令人惊奇的是，大约从2008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当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缓慢地复苏了，他们在这个动荡的全球化的时代，依靠自己的高端工业制造，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诸多领域，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加工等领域领先世界（《德国的七个秘密》，2018，莱曼，奥德兹）。

举几个例子加以佐证： 华为高端手机P30 Pro里有53.2%的零部件来自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19）； 而美国设计的波音787客机基本上是准日本制造； 今天的丰田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效益最高的汽车厂商（2018年的利润为225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大汽车制造厂家利润总和137亿美金的一倍左右），而且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了氢能源制造商和服务商。

谈到德国，我们以前对德国的印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创业活跃率很低（请参考GEM全球创业观察的历史数据）。 但是，曾经“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前柏林市长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创业和创新的热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意人士和企业。 更不要提德国在精密机床和豪华汽车方面的出口，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品牌溢价。

特别是，截止目前，只有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要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2013年4月，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 2019年2月，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 2016年12月，日本发布工业价值链参考框架IVRA （Industrial Value Chain Reference Architecture）； 2015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 2018年10月，姗姗来迟的美国提出了《美国先进制造领先战略》。 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德国和日本，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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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德日之间的相似性，

使得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中国”。 虽然这种观点非常偏激，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的确从英美学到了很多。 仅举一个例子，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截止2019年，中国大约有500万人留学海外，其中350万左右学成回国，其中70%左右都曾经留学英美，而其他的30%左右，分别留学其他12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类似我这样留学德国或者日本的人，从来不是主流。

这就导致我们对英美发展模式了解很多，一窝蜂地复制粘贴英美模式，包括把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全套照搬到中国来，根本不管是否真地有用。 而对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我们了解地相对少很多。 从学者、官员到企业家等，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都非常迷信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看不见的手”，而对“看得见的手”则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能用就用，大用特用； 如果自己不能用，就在道义和修辞上大加鞭挞。 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割裂，并没有在文化心理上深刻地认同在某种情况下那只“看得见的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看不见，而且可能就不存在的事实（《全球化逆潮》，斯蒂格利兹，2019）。

事实上，因为巨大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 英美不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德国和日本才是。 因为中国与德国、日本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巨大相似性，使得这种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其中的逻辑前面已经简单说明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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