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佑至丨颠覆式创新与“漫长的革命”

颠覆式创新与“漫长的革命”

文丨夏佑至

互联网时代听惯了摩尔定律、破坏性——乃至颠覆式——创新，对技术发展速度的感知是指数式的。处在媒介革命潮头的人看历史，觉得媒介革命比比皆是，古人却不自知。以古登堡印刷术为例，字冲和字钉代替鹅毛笔，印刷油墨代替墨水，纸代替羊皮，借助机械之力而非人力复制文本，这些技术革新固然可称便利，尤其是在复制畅销书时十分有用，但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臭烘烘的印刷工坊竟是后世所谓“颠覆式创新”的最前沿。如果一定说有“印刷革命”，也许英国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谓“漫长的革命”，才能概括这场革命的形态和后果。

大学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流通

从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到12世纪大学出现，其间七百多年，欧洲保存和生产书籍的机构主要限于教会和修道院。有了大学特别是世俗教育，欧洲文化生活的中心才发生转移。书籍的生产和流通因之成为生意，出现了抄书工坊和图书馆，遍布欧洲各地的书商形成贸易网络，图书得以流通其间。这门生意一开始仅限于服务大学的教学活动。从13和14世纪的文献中可知，抄书工匠、书商和出版商都按照当时惯例，组织了行会，这些行会通常附属于大学机构，受到大学保护的同时也受其管制。对大学来说，为审查图书内容并减少抄写复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讹，有必要建立一个以大学出版商为中心的书籍生产和流通系统。这个系统可以控制书籍母本的数量（一个时期之内，所有人只允许复制同一个母本），或将母本拆分成多卷（供多人同时抄写），减少沿相抄袭的弊病，提高复制效率。抄本的价格也要受大学管制。这个手抄本生产和流通系统行之有效地运行到15世纪后期。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写作主要使用拉丁语。在大学之外，还有一个以俗语为书写语言的书籍生产网络，作者主要是用俗语（口语方言）创作的游吟诗人。传统上，游吟诗人通过为没有阅读能力的听众朗诵自己的作品获得报酬，但随着有阅读能力的人增加，听众开始向读者转化。到14世纪初，文本写作者和传播者的角色开始分离。作者可以保留作品的母本，而将第一个复本推销给贵族资助人。这个时代的俗语作品，不管是和《十日谈》一样以消遣娱乐为目的，还是以道德说教为主，内容都需满足愿意为冠名付费的贵族阶层品味。当资助人的姓名出现在一本书的献词中，作者对作品的控制也就到此为止。和版权相关的概念和法律是没有的。书商或抄书工匠制作和售卖复本，作者不能从中获利，除非他是自己作品的出版商——《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就雇了人抄写并销售自己的作品。